黄遵宪的生平与思想：从帝制走向共和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祖籍光州（今河南省东南部），五代时迁闽，宋元之际迁梅州，后遂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祖上屡代经营典当。父亲黄鸿藻，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

黄遵宪少年时即遭逢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等巨变。当他12岁时，太平军第一次攻破嘉应州城。“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深刻震撼使黄遵宪成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他曾自述：“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同治三年（1864年），黄遵宪在《感怀》诗中批判复古主义，主张“知今”、“阅世”，提出“法弊无万全”、“正当补弊偏”，表明17岁的黄遵宪已经有了改革思想。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秀才。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拔贡生的资格去北京应廷试，没有考中。其间，黄遵宪到过广州、香港、天津等地，有机会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内忧外患和自身的经历，促使黄遵宪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思想。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诗中说：“徒积汗牛文，焉用扶危颠。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明确地主张“变法”，改革科举制度。这年秋天，黄遵宪考中举人。12月，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黄遵宪应邀任参赞。

光绪三年（1877年）10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旋即参与琉球问题谈判。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由惊怪、犹疑，逐渐发展为肯定。他对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称：“君民共治之体，实胜寡人政治。”又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在此期间，他读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

在日本，黄遵宪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欢迎，和源辉声、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英、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经常笔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五年（1879年），黄遵宪出版《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赞扬。源辉声征得黄遵宪同意，将原稿埋藏于东京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刻石树碑。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其子为了实践父亲“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也将诗冢迁移到了平林寺。

光绪八年（1882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黄遵宪抨击美国官员“不公、无理、苛刻、残虐”，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1884年），美国大选，黄遵宪目睹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许多怪事，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得出了“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的错误结论。

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遵宪请假归国，多年的海外生活使他认识到，“中国非除旧布新，不能自立”，开始起草变法方案。同时，埋头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凡例》）。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竭天下以奉一人”的专制主义，提出了完整的变法思想体系，主张建立立宪政体，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开办新式学堂，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次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入京，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的赞许，被推荐为驻英二等参赞。

在英期间，黄遵宪仔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改良主义思想臻于巩固。他明确提出：“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同时主张：“上自朝廷，下自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当时，日本已召开国会，黄遵宪致函日本友人说：“一洗从前东方诸国封建政体，仆于三万余里海外闻之，亟举觞遥贺，况其国人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当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自新加坡总领事任调令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处理五省教案。次年（1895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随即参加强学会。自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藉此大声疾呼，为发聋振聩之助”。10月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翁同龢的接见。次年（1897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监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他曾在南学会演讲，批评封建帝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封建保守势力攻击他“阴狡坚悍”，声称“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运动进程加速，黄遵宪全力支持康有为的主张，致函陈三立说：“康所上折，先设制度局，即宪所谓三司条例司也，极为中肯。读此及彼得变政折，宪不能不爱之！敬之！”同年因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8月，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当黄遵宪行抵上海时，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被参奏为“奸恶”与谭嗣同辈相等，“请旨饬拿”，“从严惩办”。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等人的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www.xing528.com)

黄遵宪还乡后，思想郁闷，但他仍怀抱着拳拳报国之心，自称“早夜奋厉，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遵宪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二人经常以长信交换意见，讨论立宪、革命、保教、保国粹、人物评价、文学改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预言自己有可能从“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鼓励梁启超批判“儒教”，支持他创办《新民业报》和《新小说》，但反对梁启超的貌似激烈的“破坏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黄遵宪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新体诗的创作，因此，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次年（1904年）末，黄遵宪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但这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渐加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旧历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逝世。

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三种。

《日本杂事诗》两卷。版本众多，以光绪五年（1879年）总理衙门刊行的同文馆聚珍版为最早。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遵宪在使英期间重加改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以木版刊行，成为定本。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叔河的辑校本《日本杂事诗广注》，列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

《日本国志》四十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始刊于广州富文斋，嗣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浙江书局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等。

《人境庐诗草》十一卷，黄遵宪自编，黄遵宪初校，梁启超复校，宣统三年（1911年）刊行于日本。近人钱仲联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初版于1957年，1981年增订修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

黄遵宪的集外诗文，近年来陆续有所发现。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的《人境庐集外诗辑》。1981年，《文献》杂志发表了钱仲联所辑《人境庐杂文钞》。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与日本人士的笔谈记录也已由实藤惠秀、郑子瑜二人辑出，编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68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笔谈遗稿笔者已在日本访得，有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