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象竟是这样地有意思，当刘师培等批判资本主义，宣扬最彻底、最圆满的“无政府革命”时，他们表现出狂热的“左”派姿态，然而同时，他们却又在深情脉脉地为中国封建社会唱赞歌，表现出货真价实的“右”派本色。
据刘师培说，中国社会具有和西方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因此，西方各国实行无政府很难，而中国则和无政府主义理想很接近，实行起来比较容易。理由有三：
第一，放任而不主干涉。刘师培说：“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出于儒、道二家之学说。儒道二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名曰专制，实则上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上之于下，视若草木禽兽，任其自生自灭；下之于上，视若狞鬼恶神，可近而不可亲。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235]
中国的封建统治建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散、闭塞、割据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因循、苟且、疲惰等作风。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则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36]资产阶级以现代化的手段建立了庞大的、强有力的、高效能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这是封建统治者所望尘莫及的。关于此，刘师培有一个对比。他认为，中国自两汉迄今，虽然是专制政体，但距国都较远的地方，政府干涉力就不能达到。而欧洲今日，交通日益发达，杀人之器日益发明，加上巡警侦探分布都市，人民稍有反抗，立即遭到镇压。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野蛮之国，人民之自由权尚克维持；文明之国，人民决无自由权。”[237]
资产阶级的统治远较封建统治严密、强化，资产阶级直接的、露骨的压迫也有别于用儒、道思想包裹起来的中国式的封建压迫。指出上述两点，自然是正确的；如果竟据此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不主干涉”的“自由”社会，那当然是一种美化。
第二，中国社会早就消灭了贵族，法律平等。刘师培说：“若中国去封建时代已数千年，为之民者，习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贵族之制既除，富民之威未振，舍君主官吏专制外，贵贱贫富，治以同一之法律，其制本属差公。”[238]
欧洲封建社会长期处于领主制经济形态，自国王至诸侯、家臣、骑士，构成了一系列贵族等级。他们在分封的领地内既是土地占有者，又是政治统治者，握有行政、司法、征税、铸币等特权。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地主制经济形态。秦王朝废分封，改郡县，勋臣、贵戚、地主们虽然占有土地，但行政、司法、征税、铸币等权则概归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官吏掌握。汉以后，历代大体相沿秦制。(www.xing528.com)
正确地分析并指出欧洲和中国两种封建经济形态及其政治结构的不同是必要的，但据此而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已消灭了贵族，法律平等，同样是一种美化。
第三，中国社会贱兵贱商，以农为本。刘师培说：“中国自三代以来，以迄秦汉，其学术思想，均以弭兵抑商为宗，观老子言佳兵不祥，孟子言善战者服上刑，推之宋轻言罢兵，许行倡并耕，董仲舒言限田，一以利民为主，而杂霸之谈，商贾之行，则为学士所羞称，故以德为本，以兵为末，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其制迥胜于今。”[239]
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矗立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建立在近代工业和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上，为了保护和促进商品流通，开拓市场，必然贵兵贵商；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为了保持这个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固性，自然贱兵贱商，它是中国长期落后、软弱、停滞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什么“迥胜于今”的宝贝。
刘师培等既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上述种种优点，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封建主义远胜于资本主义，一切改革都没有必要。他曾举学堂、代议政体、实业为例，说明“新政”只能“病民”：“若即社会之近况言之，则科举废而士人失业，汽车行而担夫嗟生，轮舟行而舟人失所，加以迷信既破，而术数之业，不克恃以谋身，电信既通，而邮驿之夫不克恃以谋食，平民疾苦，为往昔所未闻。且近日商埠之地，恃御车为业者以数万计，均属昔日之农民，今上海之地，改试电车，则御车者又失业。援是以推，则所谓新政者，果为利民之具耶？抑为害民之具耶？毋亦所利者在于少数人民，而所害则在于多数人民乎？”[240]因此，他的结论是：学堂不如科举，立宪不如专制，维新不如守旧。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常常来自不同方面：一是地主阶级顽固派，一是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威胁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一是工人阶级。辛亥革命前夜，东南一带由于外资输入和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手工业遭到冲击，担夫、舟人等传统行业受到挑战，不少农民弃农作工，沦为雇佣奴隶。这些人，在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还可以生存，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却成了没落者，因此，不是沉溺于幻想，就是缅怀往古。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正代表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241]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和国粹气息，这固然和他的出身、教养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三代治《春秋左氏传》的书香门第，极为熟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和他企图依附的小生产者这一社会阶层有关。小生产者和封建地主阶级既有其对立的方面，又有其一致的方面，这就是都具有狭隘、保守的阶级性格，都恐惧并反对资本主义，都企图保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的无政府主义和右的国粹主义合流并不奇怪，刘师培从提倡“无政府革命”到投降端方，后来又依附袁世凯，高唱“君政复古”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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