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民：革命的力量源泉

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家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笼统地提出要依靠“国民”，有的认为要靠“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有的认为要靠会党和新军。与上述各种认识迥然不同，刘师培等人明确指出，必须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劳民”，即农民和工人。

刘师培看出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狭隘性质，也看出了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活动范围的窄小。他认为：法国革命，只是巴黎市民的革命，美国独立，只是商人的革命，因此革命成功之后，平民依然吃苦；只有像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一样，使“革命之思想普及于农工各社会并普及于全国之中”，“革命出于多数平民”，才能叫“根本之革命”。^[205]张继说：“无论行何种革命，均当以劳民为基础。”^[206]《衡报》说：“现今中国，欲兴真正大革命，必以劳民革命为根本。”^[207]他们并且指出，在这种革命中，“劳民”不仅是参加者，而且应是“主动者”。《衡报》说：“中国革命非由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208]

刘师培等认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209]，首先从事“劳民结合”。为此《衡报》曾发表长文《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说明组织劳民协会“乃当今之急务”^[210]。张继当时流亡在欧洲，他建议仿照法国劳民协会的办法，在中国各地设立“工党”。这些地方，说明他们和19世纪末年以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致。张继并建议革命党人甩掉绅士气派，“脱卸长衣，或入工场，或为农人，或往服兵”，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基础^[211]。在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建议制订“工会组织法”，编写白话小册子，以便运动工人^[212]。

从世界历史看，任何一次较为彻底的革命都必须有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否则就要夭折，或者浮皮潦草地结束。辛亥时期大多数革命家们严重忽略了的地方，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却看出来了。应该承认，这一点，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贡献。

刘师培重视农民问题。他曾发起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章程云：“中国幅员广大，以农民为最众，亦以农民为最苦，惜困厄之状，鲜有宣于口、笔于书者。迄今所出各报纸，于各省政治、实业虽多记载，然于民事则弗详，民事之中，又以农事为最略。嗟我农人，诚古代所谓无告之民矣。仆等有鉴于此，爰设农民疾苦调查会，举官吏，富民之虐，据事直陈，以筹救济之方，兼为申儆平民之助。”^[213]其后，《天义报》、《衡报》陆续发表了一批调查记，如《贵州农民疾苦调查》、《川省农民疾苦谈》、《山西佃民之疾苦》、《山东沂州佃民之苦》、《皖北佃民之苦》、《江苏松江农民之疾苦》等，也发表了一些反映中国早期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记，如《四川工人之悲苦》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村调查和社会调查。当那个时期的革命党人热心于陈述满洲贵族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时，农民疾苦调查会的活动显然别具一格。

刘师培等人没有停留在表象上，而是揭示了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地主阶级。在《悲佃篇》一文中，刘师培指责“田主”为“大盗”，“始也操蕴利之术，以殖其财，财盈则用以市田，田多则恃以攘利，民受其厄，与暴君同”。^[214]《衡报》并发表专文《论中国田主之罪恶》，分析中国地主制度的特点和演变。该文认为：“重农之国，民间以田多为富，欲垄断多数之土地，不能不使役多数之农民，而田主、佃民之阶级遂一成而不可易。”“佃民者，其生命财产之权均操于田主，谓之佃民，不若谓之农奴。”文章的结论是：“为今日农民之害者，田主而已。”^[215]那个时期的革命党人专注于“排满”，因而放过了地主阶级，刘师培等人却把它揪住了，虽然，他们还认识不到地主阶级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

刘师培号召实行“农民革命”。《悲佃篇》提出：“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216]《衡报》曾专门出版“农民号”，其中《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一文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无政府革命，必须从“农民革命”开始。文章充分估计了农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仍以农民占多数，农民革命者，即全国大多数人民之革命也。以多数抵抗少数，收效至速。”文章驳斥了中国农民没有“革命之资格”等说法，针锋相对地表示，农民有团结之性，有抵抗之能力，“革命党出于农民”。它说：“试观之中国历史，则陈涉起于佣耕，刘秀起于力农，而唐初之时，刘黑闼起于漳南，其所率均农民，此固彰彰可考者矣。自此以外，则西晋之时，流民扰乱亦均无食之农民。明代之时，则邓茂七以佃民之微，起兵闽省。明末之乱，亦以无食农民占多数。近世捻匪之众蔓延北方各省，然观曾国藩诸人所奏疏，均谓聚则为匪，散则为农，则革命党出于农民，益有证矣！”^[217]从陈胜开始绵延中国历史近两千年的农民起义，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评价。(www.xing528.com)

在土地问题上，《衡报》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当革命初起之时，农民摆脱田主和国家的羁绊，实行“完全之个人私有制”；第二步，当革命成功之后，扩充农民固有的共产制，“使人人不自有其田，推为共有，以公同之劳力从事于公同之生产，而均享其利”^[218]。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都主张土地共有，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推行起来，必将脱离渴望得到土地的佃农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贫农。《衡报》两步走的设想是一个创造。

必须指出，刘师培号召的“农民革命”，并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一种停留于自发斗争阶段的骚动。《衡报》列举的“革命”方式有二：一为抗税，即各境农民互相结合，誓不纳税、纳租；佃民自有其田，不再承认土地为田主所私有。当田主讼于官署，差役捕人或索租时，合群力相敌，或加以殴击，同时驱逐为官效力的保正、庄头等出境。二为劫谷，即破坏各村大地主的粮仓，分其谷米；劫掠富民所开的典当，分其货物；各债主有贷财取息，强迫农民以田地作抵者，以强力相加，收为己有。文章认为，在发生上述斗争后，官府必然派兵镇压，但农村广大，政府兵力不够分配；农民不售谷，不纳税，政府军必然饥而自溃^[219]。文章中虽然有“相敌”、“殴击”、“强力”一类字眼，但完全是自卫性质，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非军备主义”，使他们不允许有组织农民武装、进行农民战争的思想。他们虽然充分肯定陈胜等旧式农民起义，但在实际斗争的要求上，他们还是赶不上陈胜等人。

刘师培等提倡的另一种斗争形式是总同盟罢工。

总同盟罢工是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多年的号召，德国人罗列以此为题，专门写过一本小册子，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该书认为，总同盟罢工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流的革命方法”，可以在一旦之间把社会搅成乱泥，从而迅速摧毁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张继、刘师培、章炳麟等人都非常欣赏这种斗争形式。刘师培说：“倘罗氏之策推行禹域，闾阎驿骚，纭若羹沸，则握政之人，丧其所依。即以甲兵相耀，其资粮履扉之供，亦匮竭莫复继。”^[220]在他看来，这种斗争形式完全可以战胜统治者的“甲兵”，建立“泯等威而均民乐”的太平世界。1908年5月，汉口发生摊贩骚动，汉口警局强迫各处摊贩一律迁往指定地区，激起公愤。摊贩们聚众万余，拆毁警棚，焚毁警局，威胁商民罢市。《衡报》把这看作总同盟罢工的中国模式，立即作了报道，按语说：“此实中国劳民之最大示威运动也。前岁上海罢市，其主动由于绅商、新党，其目的在于对外；此次汉口罢市，其主动出于小商，其目的在于对内。语云：‘冤有头，债有主’，汉口此举，殆中国社会革命之先声矣！惟望中国劳民踵此而兴，反抗官吏、资本家，以实行劳民大革命，则共产无政府之社会施行未远矣！吾党谨为中国劳民贺，并愿以西历五月十四日为中国劳民革命纪念日。”^[221]该刊随即发表长文，提出了在汉口实行总同盟罢工的方案。该文认为，汉口为适中之地，工业发达，拥有数万工人，一旦罢工，武昌、汉阳、大冶等处的工人和湖北各地的农民必然纷起响应，“以多数之劳民，抗敌少数之兵警，夫复何难之有”^[222]。

总同盟罢工具有一定的威力，但是，夸大这种斗争形式的作用，以之作为“唯一”的革命方法，同样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主张以“劳民”为革命的动力，重视农民问题，肯定农民的革命性，呼吁革命党人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去做发动工作，这些地方，刘师培等人高于孙中山，但是，在坚持武装斗争上，却又远远落后于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