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刘师培等人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天义》第8、9、10卷合册的《新刊预告》中，曾列入《共产党宣言》一书，宣布已请同志编译，不日出版。后来，它发表了恩格斯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此外，它还发表过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以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个别段落。在为《宣言》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刘师培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工人运动、研究历史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意义。他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细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170]又说：“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171]《天义报》还译载过英国社会党领袖海德门的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完全同意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高度评价，按语说：“自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172]译者批评中国学者不懂得研究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173]，这就接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浙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刊物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介绍，比较起来，以《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水平为最高。
但是，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刘师培又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一是斗争策略。刘师培完全反对议会斗争，并把导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责任推到马克思身上。他说：“夫马氏暮年宗旨，虽与巴枯宁离析，致现今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174]其二是国家学说。刘师培反对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说：“惟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政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175]在刘师培等看来，建立国家，有了管理和发展社会生产的“中心”，其结果必然是“多数劳动者昔为个人奴隶，今一易而为国家之奴隶，其监督之严，或增一层之惨酷”[176]。他们把任何国家形态都看成坏东西，视政府为万恶之源，总结了两条公式：一条叫国家之利与人民之利成反比例，国家愈盛，则人民愈苦，一条叫政府与公理成反比例，政府存在，则公理不昌[177]。《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文宣布：“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政权者，决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178]
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思想，这一点，刘师培等和蒲鲁东以来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有区别，但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上，又表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特点。(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是一盏可以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明灯。刘师培等绝望于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本来是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机，但是，他们却失之交臂。中国人民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走过一段曲折的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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