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谓“合众”，就包含了“国民国家”的意思。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提出“建立民国”，这是近代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地将“国民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这个“国民国家”的标准，根据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它应该是：“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53]不过，孙中山认为不可能一步到达这个境界，开始只能建立军政府，实行军法之治，第二步是约法之治，军政府总揽国事（兵权、行政权），而将地方自治权交给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各方的权利、义务均规定于约法。第三步才是宪法之治，军政府交出全部权力，国民公举大总统及议员，组织国会，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分掌国事。孙中山后来将这三步设想称为军政、训政、宪政。这三步设想的划分未必妥恰，但孙中山认为，民主宪政是一个过程，必须分阶段，循序渐进，无疑有其合理因素。
民国建立，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民国家”体制。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等权利。由于民国初建，不可能迅速采取普选制，因此，它规定：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凡共和立宪国家，“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管，只能由“少数优秀特出者”组成政党，“代表民意”，领导政府[54]。孙中山提出，政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可以从一个党转移到另一个党[55]。“政府不行，可以推倒之”[56]。有政争、党争是好事，“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57]。
20世纪初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因此，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民主宪政的蓝图时，不能不考虑对它如何加以改进。还在1906年，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时就说：“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他提出，要在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考选、纠察二权，成为“五权分立”。他认为“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又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也是他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孙中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正的“国民国家”。民国初年，孙中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进一步明确。他说：美利坚、法兰西，固然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59]又说：“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60]此后，他曾经设想过一种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模式，企图使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反对代议制，主张废除议会、议员，代之以“法官”和由法学家充任的“学官”[61]。孙中山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民权”，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众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之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62]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治，仿照瑞士模式，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享有选举、罢官、创制、复决（废制）等“四大民权”。孙中山认为，只有达到这一程度，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用、役使并防范官吏，管理国家大事”，真正成为“一国之主”。这样的政治就叫作“全民政治”，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称为“纯粹民国”。[63]至于县以上，孙中山则仍然主张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64]。
在瑞士模式之外，孙中山也曾设想过采用苏俄模式。他在1922年初的一次演说中曾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65]不过，孙中山当时对苏俄模式显然还不十分了解，后来也始终了解不多[66]。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这一段话，反映出孙中山长期以来对人民民主的真诚追求，后来曾屡次为毛泽东所引用，认为除了谁领导谁之外，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和中共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67]。在同一宣言中，孙中山又说：“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孙中山的思想中，从来没有“专政”思想的成分。这一新成分的引入，显然反映了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影响。
近代西方国家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但是又常常有性别、教育、财产、居住时间等条件限制，在事实上剥夺了许多人的民主权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又肯定了美国由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发展，认为总统、上议院议员、地方上与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员，都由人民选举是一种进步[68]。这些地方，反映出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彻底性。
人民和政府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就人民来说，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政治权力，孙中山称之为“政权”，或曰“人民权”；但是，不可能人人都当官，政府机关必须交给少数“有才能的专门家”来管理，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大权力，孙中山称之为“治权”，或曰政府权。他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用人民的四个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权，就会形成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局面。一方面，人民可以指挥、控制、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效率，为人民做事，成为“万能政府”。孙中山极为满意他的这一“权能区分”理论，自夸地说：“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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