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认为“天子受命于天”，人间的统治权被涂上神权的色彩。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陆续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思想界获得新鲜养分，传统的“君权天授”说受到摇撼。[49]这些言论表明，“国民国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到了梁启超笔下，“国民国家”思想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认为“天子受命于天”，人间的统治权被涂上神权的色彩。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陆续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思想界获得新鲜养分，传统的“君权天授”说受到摇撼。戊戌维新运动前夜，君主专制思想受到猛烈批判，民主思潮日益澎湃。何启、胡礼垣提出，国家一政一令，必须以民为准，“民以为公平者，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我则除之”[47]。严复提出：君民关系，“通功易事”，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民才是天下的“真主”[48]。谭嗣同提出：生民之初，本无君民之分，君由民举，立君为民，“事不办”则“易其人”。[49]这些言论表明，“国民国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到了梁启超笔下，“国民国家”思想更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多君为政”，发展为“一君为政”，直至“民为政”。[50]他直斥君主为“私”，民主为“公”，反映了这位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中的激烈一面[51]。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他明确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52]将一向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君”与“官”都视为人民的公共“奴仆”，这是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式的言论，后来曾为孙中山所继承和发挥。
应该指出的是，维新派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国民国家”的主张，但是，在实践上他们追求的却是“君民共主”的国家，因此，他们普遍提倡“民权”，反对“民主”，即只承认人民有参预政治的部分权利，而不肯承认人民可以当家做主，在事实上拥有国家的全部权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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