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有两条纲领，通常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征税；一旦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该片地价增值，则原价归地主，增价为全社会所有。例如，上海黄浦滩的某片土地，地主报价100元，后来增值为10000元时，地主所得仅为100元，而其余的9900元则按照“涨价归公”的原则，“为国民所共享”。同时，国家还可以按100元的原价收买这块土地。这一政策，剥夺土地所有者因垄断土地而暴富，因暴富而转化为资本家的机会，既使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又使国家可以廉价取得为发展国有经济所必需的土地，因此，它只有一个受惠者，即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中国社会本来就长期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地价低廉，实行这一政策并无助于资本家自由地、廉价地取得土地，很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多大促进作用。
“节制资本”，始见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时期。当时，革命党人高喊“社会革命”，主张大资本国有，力图预防未来社会中出现贫富悬殊的现象。其后，孙中山多次表示，“一切大实业”均应归国家所有，利益由社会共享。到了国民党“一大”，遂明确提出“节制资本”方针，规定凡有独占性质，或规模庞大的企业，均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表示过，“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这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什么！这种说法似乎有理，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为这种“个人企业”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他曾在《实业计划》中宣布，“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请注意这里的“一概工业”四字，由此不难想见，他所准备组建的“极大公司”的规模。如果孙中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会这样严格地、无情地、大规模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吗？
“国有”、“公有”、“私有”之间的长短优劣，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待历史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却始终袒护“公有制”。1922年12月，美国一位记者访问孙中山，谈到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病，孙中山却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表示，积累经验，数十年后，问题不难解决；一方面则明确声明：“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请看，这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吻吗？(www.xing528.com)
其实，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主张倒很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1年至1922年之间，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意见确定：一切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归国家所有，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允许私人经营。你看，两者之间不是很近似吗？所以，孙中山曾多次表示，他很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且很肯定地说，俄国人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之点和他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认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呢？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总以为事物越纯越好，革命愈彻底愈好，其实不一定。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曾经谈到，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连俄国都没有资格实行，何况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可见，孙中山不是不想一步就跨进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是认真考虑过中国国情，同时也考虑到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强大活力。非不愿也，势不能也。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匆匆忙忙，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急于“大跃进”，建设没有任何杂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甚至大刮“共产风”，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其结果呢？
很长时期内，人们认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是一种软弱性，远不如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来得彻底、痛快。然而，不论从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看，还是将它放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都说明了这是孙中山思想的深刻和高明所在。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同一方针，在毛泽东那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在孙中山那里，就成了其人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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