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制度上，孙中山也力图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种“破天荒的政体”。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尖锐地指责欧美等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孙中山一生，始终致力于真正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并且以追求“普遍选举”与“直接民权”为目标。他不仅多次宣布，废除西方国家实行的以财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而且对近代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代议制”也多有不满。他曾设想过一种瑞士模式，用“人民集会”或“总投票”的方式省略中间环节；也曾对后起的与法、美不同的苏俄模式感兴趣。他设想的这些模式虽然前后有异，但其目标则始终在于让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1924年，他多年来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终于凝聚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资产阶级革命家，顾名思义，他应该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处处为资产阶级着想。孙中山的上述理想有一丝一毫的为资产阶级着想的成分吗？(www.xing528.com)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支持并不多。辛亥革命前，国内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投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不赞成他的武装起义方案。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对孙中山的“激烈”主张不放心，很快选择了袁世凯。其后，孙中山到处旅行、演讲，宣传“社会革命”，但是也到处遭到反对。他的旧日战友公开声明：“近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明确地要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13年，他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时，资本家普遍反对。1924年，广东的商人们更发动“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固然，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但其参加者大部分还是一般工商业者。假如孙中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述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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