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民党党纲及章程宣布后不久,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多次和潘佩珠商量,要求修改章程。1924年10月,潘佩珠回到杭州,拟于次年6月赴粤,讨论改组越南国民党问题,同时参加范鸿泰牺牲一周年纪念。
6月28日,潘佩珠自杭州到达上海北站,刚出站口,就发现一辆漂亮的汽车,环车站着四个洋人,其中一人上前对潘说:“这个车很好,请先生上车。”潘佩珠婉言表示不要,一洋人自车后跃出,用力抱持潘佩珠进车,疾驰进入法租界,驶向海滨,一艘法国兵舰早已守候在那里。
在被囚于法国兵舰的日子里,潘佩珠作有《古风》一首赠给杭州的林亮生,诗云:
奔驰二十年,结果仅一死。哀哉亡国人,性命等蝼蚁。嗟余遭阳九,国亡正雏稚。生与奴隶群,俯仰自惭愧。所恨羽毛薄,一击容易试。歼敌计未就,尚蓄椎秦志。呼号十余年,同胞竞奋起。以此苏国魂,大触强权忌。网罗弥山河,荆棘遍天地。一枝何处借,大邦幸密迩。侧身覆载间,局蹐胡乃尔。今朝游沪滨,适才北站至。飚驰一汽车,环以凶徒四。捉人拥之前,驱向法领署。投身铁网中,鸡豚无其值。使余有国者,何至辱如是!余死何足惜,所虑在唇齿。堂堂大中华,一羽不能庇。兔死狐宁悲,瓶罄罍之耻。
诗中,潘佩珠叙述了自己被绑架的原因和经过,抒发国亡身危的悲哀,同时也对虽逃亡中国,却仍然得不到保护表示叹息。
潘佩珠被送回越南,软禁于顺化,直至1940年10月29日逝世,始终未能获得自由。
【注释】
[2]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3222。
[3]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3226。
[4]日本外务省档案,甲秘第182号,MT16141,2336;乙秘第1420号,MT16141,2324。日本方面有情报称:陈其美于9月4日到达长崎,5日赴东京,甚至有9月4日赴东京之说,均误。根据陈果夫回忆,9月26日,陈其美尚在上海,曾回海宁路10号探家(见何仲箫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7辑,第50页);而且,陈其美也不可能到达东京后一个多月不去见孙中山。从各种材料判断,陈其美1913年赴日的时间应为10月初。
[6]《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黄兴集》,第397页。
[7]参见拙作《跋日本政府有关惠州起义的电报》,《海外访史录》,第63、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
[8]参见《宋教仁日记》1907年4月9日,《宋教仁集》,第726~728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
[9]《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第8页,台北版,1977。
[10]923年8月,蒋升石在《致苏俄负责人意见书》中说:“中国革命发源于南方。当时,革命党不能应用其人民种族革命之心理,实行其党魁直捣北京之计划。”(“国史馆”藏蒋中正档,台北)因此,他向苏俄方面提出,在中国西北或蒙古库仑建立根据地,以利进攻在北京的直系军阀政府。参见拙作《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收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11]《乙秘第289号》,《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6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12]《山座公使致福田都督》,《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38页。
[13]同注1。
[14]《乙秘第289号》,《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76页。
[15]《长崎县知事李家隆介致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显》,《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39页。
[16]《乙秘第124号》,《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40页。
[17]《朝宪机第180号》,《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45页。
[18]《致诸兄》,手迹,何仲箫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第50页。
[19]《在台中丸旅次致果夫函》,《陈英士先生文集》,第27页,党史会,1977。(www.xing528.com)
[20]《致诸兄》,手迹,《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第47页。
[21]《致周淡游等》,手迹,《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第58页。
[22]《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第52~53页。
[23]《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致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显阁下》,《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64页。
[24]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879号、1912号、1951号;又,《中华革命党党员陈中孚之谈话》,《中国流亡者陈中孚之谈话》,均见《中国革命党问题》,第14卷。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21页,档案出版社,北京,1992。
[26]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1691号。
[27]《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第8页。
[28]《中国流亡者陈其美之谈话》,《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第690页。
[29]蒋介石:《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
[30]本文与狭间直树合作。1985年6月,笔者访问东京宫崎旧居时,承宫崎智雄、宫崎蕗苳夫妇等盛情接待,得以见到这批信札。与此同时,狭间直树从已故《宫崎滔天全集》的编者小野川秀美、近藤秀树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批信札的复印件,并蒙宫崎夫妇惠允利用。现值本文发表之际,谨致谢忱。
[31]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2037~2053。
[32]《党员誓约书》第28号,见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附录》。
[33]《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讨论会议记录》,《革命文献》第45辑,第9、15页,台北版。
[34]《雪生年录》。
[35]还在1913年10月17日致宫崎民藏函中,滔天就曾以“神様”一词讽刺孙中山,见《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93~394页。参见狭间直树:《孙文思想中的民主与独裁》,《东方学报》第58册,第334页。
[36]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48辑,第15页。
[37]《明正段祺瑞乱国盗权罪通令》,《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09页,中华书局。
[38]参见樱井真清:《秋山真之》,第263~264页,秋山真之会,1933年2月刊。
[40]《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36页。
[41]《批姚畏青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4页。
[42]《建设方针宣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41页。
[43]《何天炯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十四,726。
[44]《何天炯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十四,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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