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的护法战争：杨天石解读历史档案

桂系被逐，国民党人在广东取得了立足之地。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偕唐绍仪、伍廷芳返粤。29日，恢复军政府，宣言继续护法。其间，何天炯也跟着到了广州。他于12月21日致宫崎函云：“日来军府极力整顿内政，国会重开，当必选孙公为正式总统，贯彻主张。外间所传孙、陈暗斗等事，纯是谣言。陈炯明亦极有觉悟，已宣誓服从孙公。湖南赵总司令恒惕及林省长支宇均完全加入盟约。唐、伍均听指挥。滇、贵相联，为〔惟〕军府之马首是瞻。四川事亦大有希望。广西陆荣廷则不成问题，粤军一到，彼内部必倒戈逐之矣。如此则西南联为一气，然后进窥长江，福建、浙江必首先响应，陈光远（江西）吴佩孚又必联翩加入，则北方不足平也。万岁！万岁！”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即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等联名发表通告，宣布将以原“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42]。同时宣布废除桂系在广州假托军政府政务会议名义所发的各种伪令。12月4日，续开政务会议，研究刷新吏治、实行建设问题。函中所言“军府极力整顿内政”，指此。当时军政府已与贵阳代总司令卢焘、湖南总司令赵恒惕等取得了联系，因此，何天炯对形势的估计极为乐观，认为进军广西，驱逐陆荣廷，然后挥师北伐等都已不成问题，情不自禁地连呼“万岁”！同函中，何天炯又告诉宫崎，军政府已决定向英、法、美各国派出代表一人。他自己大约在明年正月出使日本。何天炯表示：“孙公视此问题极为重大，故弟亦不能不勉为其难，甚望先生等助吾一臂。头山、犬养两翁均请先为致意请安。”

孙中山急欲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和帮助，因此，多次催促何天炯启程，但何却认为出行之期不宜过急。1921年1月5日函云：“弟东来之期，现仍未有一定。中山公虽时时催弟速行，惟弟个人之愚见，实未敢骤然赞同。盖历观今昔前后之外交，而不能出之冒昧者也。以弟愚见，至少程度须俟总统选举告成之后，然后有外交之可言。”此函发出后，孙中山又接到和田的电报，催促孙中山迅速派出驻日代表。1月25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孙公接到和田二十二日来电云，须速派代表等语，但同人佥以此次民党再兴，对内对外均须谨慎将事，刻下贵国政府，实有危害民党之存心，故主张不能乱派代表，以启人轻侮之心。孙公当嘱弟回复此电，弟即复以‘接和田电，甚感，但派遣代表，须与各国一并发表，请转达’。想先生早日接到此电矣。”和田，可能指和田三郎。他是日本社会党党员，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早有关系。从信中看，孙中山再一次接受了何天炯的意见，暂不宣布派遣驻日代表。同函又云：“年来贵我两国民之感情，恶劣极矣。弟与先生虽有中日联盟之主张，不知何日可能实现？念之不胜愤慨。然刻下则时机已到，倘贵政府仍恃强为生，则人类幸福，必无可希望也。”从孙中山开始革命之日起，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然而得到的总是失望。他们逐渐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有了认识。何天炯此函就是这一觉悟的表现。

军政府成立后，形势逐渐稳定。2月6日，孙中山授意何天炯发电邀请宫崎访粤。3月12日，宫崎到达广州，萱野长知同行。13日，何天炯陪宫崎拜谒史坚如墓，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欢迎宴会。14日，何天炯送宫崎到香港。第二天，宫崎又送何天炯回广州。二人依依难舍。18日，宫崎到达上海。3月20日，何天炯致宫崎及萱野长知函云：“先生此回来去之匆忙，中日人士诸多误解，甚有不胜惊讶者，真不堪一笑也。东亚之风云真迫切矣。此回吾党能否话动，全靠两先生之力，敬候好音。”看来，孙中山邀请宫崎访粤，并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有所委托，希望他代为向日本资本家借款，以解决财政困难。

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4月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此间各界人心，完全一致。唐继尧氏当时虽甚赞成，然时为政学会人极力煽惑，故时持两可之说。今则为其部下诸将领力劝其附从孙氏，始有回复势力与名誉之望。故唐氏至今日，对于孙氏，极其信仰，毫无问题发生也。”对孙中山，唐继尧一直首鼠两端。1921年2月，唐继尧被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逐，蛰居香港。孙中山派人邀请来粤，给以礼遇。这时唐继尧正处于困境，自然力图利用孙中山。何函称“其部下诸将领力劝其附从孙氏，始有回复势力与名誉之望”，这是事实。但是以为他对中山已经“极其信仰，毫无问题”，则是被其假象骗住了。函中，何天炯还提到了唐绍仪：“唐氏以要求内阁总理一席为条件，此事非独孙氏不承认，我辈亦不之许，我已敬鬼神而远之矣。”5月6日，孙中山任命唐为财政总长，唐不就职。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唐绍仪不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所以不愿就职。本函透露的情况为研究者提供了内幕。

除了孙、唐矛盾之外，还有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4月18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粤中自选出大总统后，人心甚为踊跃。惟困于经济，未定何日就职（大约五月初头可就职），因此反生出许多谣言，谓孙、陈不和云云，其实皆为北京侦探利用此等难局面施其手段耳。然则财政问题，诚粤中今日生死问题也。”4月7日，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但是，却未能立即就职，其原因，固在于经济，也在于陈炯明的反对。最初，陈炯明反对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后来又主张暂不就职。何天炯以为孙、陈不和是“北京侦探”制造的“谣言”，这是不了解内情的结果。但他认为“财政问题”为粤中“生死问题”，则是道出了部分实情的。

宫崎返日后，即积极向日本资本家活动，为此，何天炯于7月8日致函宫崎表示感谢，函中云：“先生所示各函，鄙俱转达孙公，深以先生热诚宏愿，比之岁寒松柏，其人格尤苍健无匹云云，此诚吾党临风感激无已者也。”当时，正值日轮小川丸运输接济桂系军阀枪械一事被发现，广州各界掀起抗议和抵制日货运动。此事给予孙中山的外交政策以很大影响，何天炯在信中告诉宫崎：“惟此间自小川丸事件发〈生〉以来，对于贵国外交，甚抱悲观。即如孙公对于东亚大局有伟大之计划者，亦云日本外交，不求其助，只希望不为我害，即大成功也。”在很长时期内，孙中山一直对日本政府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至此，算是觉悟了。

为了彻底消灭桂系军阀，孙中山于6月18日下达讨伐陆荣廷令。李烈钧响应号召，于桂西北成立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部，准备进军桂林、柳州等地。7月1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此间诸情，尚称顺手。唯李烈钧氏所部，因军饷缺乏，行动迟缓，不能即日前来援桂，友人多为之扼腕者。然李氏在今日之时局，实有重大之关系。盖将来湖南、武汉之先锋队，不能不赖于此君。且李氏历年饱尝忧患，故对于孙公，颇能改其平日冷淡之态度，而极其诚服，而孙公亦倾诚相结，此真可为吾党前途欣幸者。”反袁斗争时期，李烈钧与黄兴的观点接近，因而也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自此，即与孙中山疏远。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终于使二人再度结合。何天炯为之庆幸，并盛赞孙中山的“倾诚相结”，说明何天炯对孙中山的态度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宫崎一直希望何天炯尽早访日，和资本家直接洽谈，但何则由于经济困难，迟迟不能成行。7月19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目下小弟之境遇，有种种之障碍（以经济为绝大之原因，惭愧惭愧），实未能即日东行，虽中山公亦无如此问题何耳。”信中，何天炯表示，希望宫崎偕日本企业家到广东游历调查，亲自来看看“此间之真象”。何天炯透露，日本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池田正在与广东财政厅接洽，愿出“民间资本”3000万元作为开发海南岛事业之用。同函，何天炯提出海南岛开发、广州大沙头商场以及士敏土厂改良等三项事业供宫崎考虑。

同日，何天炯接宫崎7月10日函，即持函见孙中山。孙中山读后，很高兴，对何天炯的东行任务作了明确的交代：“汝东行之事，余无日不希望早日实现之者，惟此番正式政府成立，汝须代表政府之名义往，方为郑重。因此，汝之任务，固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汝之任务，在宣传新政府光明正大之宗旨于日本朝野上下，告于今后贵政府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非独不可有此野心之进行，即如从前二十一条不当要挟，亦须一律取消。如此，则彼我两国，方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言。若一部分之小小实业问题，固无须政府特派代表以为之。且日本若不改变侵略政策，则小小实业亦不易成功，虽或能进行于初，其后亦必有困难之日。且以目下之情形而论，若政府贸然与日本生特别之关系（即经济及借款），则政府必受人民之攻击，或宣告死刑焉。盖以段祺瑞之强，其倒毙即在向敌人乞款以杀同胞，此皆可为殷鉴之事。”孙中山指示何天炯，东行的任务“不在实业，尤不在借款”，要他转告日本政府，从此不可“对于东方有侵略及包办之野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日才有“经济提携及种种亲善之可能”。这段话标志着孙中山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的重大转折和进步。孙中山又对何天炯说：你此次东行，至少须有一万元才能出发，刻下总统府财政颇为困难，你外间有无友人或商人可以借贷？若有，可由政府出名，或担保。何在信中对宫崎称：“鄙人闻孙公之言，乃有三种感触：一、甚佩孙公之言；二、甚怜孙公之遇；三、甚惜今之人借公为私，公款不用于公事。想先生亦有此感慨耳。”(www.xing528.com)

不仅何天炯的访日经费无法解决，连他打一封电报给宫崎的钱都没有。上函两天后，何天炯再致宫崎一函，仍然敦促他陪同日本资本家南来。当时，粤军正在胜利地进行讨伐陆荣廷的战争。函中说：“弟意广西问题，总可早日解决，因此资本家之热度必又增高一番。故弟意先生处如有确实可靠之资本家，则总以促其早日南来为是。然非与先生同来，则弟等亦颇难相信。”对何天炯的嘱托，宫崎曾努力进行，并且找到了一个愿意投资的资本家。8月5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昨日接奉手示，当经转呈孙先生阅悉，深感先生热心毅力。此刻极盼先生携该有力者欣然来粤。”

讨桂战争进展迅速。8月13日，滇、粤、赣各军攻克桂林。21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广西问题完全解决，两湖之风云又急，孙公之焦心，盖可知也。”当年7月，湖北绅商发动“驱王运动”，反对军阀王占元的统治。21日，湖南总司令赵恒惕以“援鄂”为名，调集军队向湖北进军。25日，直系军阔在保定开会，决定“出死力”支援王占元。8月9日，徐世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湘鄂之战发展为湘直之战。17日，两军在咸宁、汀泗桥等地发生激战，湘军失利。函中所称“两湖之风云又急”，指此。“孙公之焦心，盖可知也。”何天炯已经与孙中山忧乐与共了。但“援鄂”战争很快结束，何天炯的兴奋中心再次转到外交及北伐等问题上。9月15日致函宫崎云：“粤政府虽日见发达强固，面对于日本外交则甚为冷淡。受欺诈迫害之结果，无论若何之外交能者，恐亦不能疏通此鸿沟也。”9月21日函云：“出兵长江问题，本年内必见诸事实。今日虽盛倡中山出马之说，但事机成熟之时，则陈炯明氏必自告奋勇，而使中山坐守两粤。此虽弟今日推切之辞，然十必中八九也。（反面言之，若事机而未成熟，则不许中山出马，此又陈氏自信之计划也。）”

关于日本资本家来粤问题，何天炯表示：“盖今日之大问题，在中日间之恶感未除，粤政府为维持人心计，决不敢公然向日本生若何之关系。反之，日本资本家则必向安全有担保处，然后投资，此为不能沟通一气之大原因也。”何天炯要求，宫崎前谈之资本家，能早日来粤。

9月28日函云：“近来米国方面，对于粤政府多有优礼之表示，倘兵力能及武汉，则先承认新政府者，必此君也。弟东行之期虽未定，然局面日开展，则出发之期亦不远矣。”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后，驻粤美领事曾于6月28日拜会孙中山，随后又到外交部拜会伍廷芳、伍朝枢。这些举动，给了何天炯以错觉，认为是美国政府对于“粤政府”的“优礼”，并且天真地设想到北伐占领武汉后美国首先承认的问题。何天炯的这种乐观情况一直维持到1922年上半年。当年5月29日函云：“粤中政局，甚为平安，决不致如外间新闻电报等之妄为猜度者。今江西军事，又日有进步。陈炯明氏亦觉悟自身前途，若长与孙公分离，则为取败之道。且广西匪乱颇亟，足使一般人心浮动，故陈氏已幡然允诺，担任剿匪事宜。孙公亦披诚相结。大约二、三日内，陈氏当由惠州回省任事矣。如此，则前方讨贼军，更可安心直进。此为吾党一大事件之解决，请宽锦念可也。”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出师江西，各军集中韶州，即以韶州为大本营。但陈炯明拒不参加梧州会议，并电辞本兼各职。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务，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当晚，陈炯明偕粤军总部人员退居惠州。为了争取陈炯明参加北伐，孙中山于4月23日亲返广州，并派员劝告陈炯明回省。5月6日，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24日，致电陈炯明的部属叶举等，告以对陈，“始终动以至诚”。29日，任命陈“办理两广军务”。函中所称：“孙公亦披诚相结”，指此。同函中，何天炯表示，他对时局“再抱一积极奋斗之愿”，准备在两广盐务或广东财政方面，担任一项职务。他要宫崎向日本资本家运动借款时，说明粤中情况，打消顾虑。

也许是何天炯不了解情况，也许是他为了争取日本资本家投资而有意隐瞒。事实是，陈炯明并没有“觉悟”，而是在本函发出的半个月之后，就发动了叛乱。它碾碎了孙中山的北伐梦，也碾碎了何天炯“积极奋斗”的愿望。不久，何天炯“携眷归里，养亲读书”^[43]。同年12月6日，宫崎滔天逝世。

何天炯的隐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开赴广州。次年，何天炯出任大本营参议。1925年，再次被孙中山派赴日本。不久，孙中山逝世，何天炯“顿触山颓梁坏之感”^[44]，同年病逝。

综观何天炯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中间，因观点分歧而对孙中山持激烈批评态度；最后，抛弃嫌隙，分歧消融，再次共同奋斗。这一过程，表现了何天炯对孙中山认识的深化，也表现了孙中山思想作风的改进和提高。如果说，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处事有时不免失之于片面和偏激，那么，到了广州时期，历经磨炼之后，就日益恢宏大度了。革命同志之间，贵在能顾全大局，在坚持革命的长途中消融矛盾，共同提高。这一方面，何天炯与孙中山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