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解读辛亥秘档：流亡日本期间的革命党人争执与团结

二次革命中，孙中山、黄兴之间发生矛盾。流亡日本期间，二人在检讨失败原因时又发生争执。何天炯于1913年9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后，立即和宫崎滔天一起调和孙、黄的矛盾。根据日本情报人员的监视报告，9月16日下午，何天炯拜访孙中山，次日上午，拜访黄兴。此后，至11月1日，共拜访孙中山24次，黄兴4次^[31]。最后一次拜访孙中山时，何天炯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32]。两天后，何天炯返国。11月9日，在上海致函宫崎，要求随时报告“高野先生（指孙中山——笔者）近况”。此后，对孙中山的意见就愈来愈多了。

1914年7月29日致宫崎滔天函云：“弟非忘情世事者，所以流连沪上者，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弟本拟于八九月之间东来卖画，今闻孙君望弟之来甚切，不知其意何居也？若谏不行，言不听，则并来无益也。”孙中山迫切希望何天炯再度赴日，但何因为调和工作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认为孙中山听不进劝谏，因此，抱消极态度。尽管如此，何天炯还是于当年9月底到了东京。当时，孙中山等人正在起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在17次讨论会中，何天炯曾经参加过3次^[33]。12月16日，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长。同月22日，各省支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会议，何天炯担任主席。1915年3月3日，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为南洋各埠特务委员，负责向华侨筹募经费，同年归沪。8月27日致宫崎函云：“弟自南洋回中后，个人经济已困不堪言，而顾瞻党事，益愤懑无聊。前月底曾致函于胡汉民、廖仲恺、邓铿诸兄，瞩其劝中山公改订誓约，以维系人心。鄙函痛哭流涕，指陈得失，质之良心，尚无愧怍。闻三君对于此事，俱太息无法挽回。当时该函为孙公所见，不独毫无反悔之心，且责弟为不明事体，然则民党前途毫无希望，弟尚何有东来筹谋一切之事乎？”孙中山有鉴于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涣散，因此，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特别强调党员应无条件服从党魁。誓约中规定必须“附从孙先生”，而且必须“捺指模”。这一规定遭到不少革命党人的非议。本函表明，何天炯对此激烈反对，胡汉民、廖仲恺、邓铿等人也不以为然。同函又云：“东京地方虽少，有中山公一人请负，不知革命事业可稍有起色否？一笑。”“请负”，日语，意为承包。誓约过分强调党魁的个人作用，忽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何天炯以“请负”相讥。它显示孙、何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当时，革命党人呈现出四分五裂状态，在反袁斗争上各自为政。孙中山等曾投入大量金钱，准备在杭州起义，但没有成功。何天炯则计划在浙江嘉兴、湖州发动，也失败了。他在致宫崎函中说：“对于嘉兴、湖州二府之事，进行极密，同党中鲜有知者，至其成效之佳良，比之孙公处用全力以谋杭州者，实有天渊之别。惟该件近来误于廖仲恺氏为可惜耳。”何天炯陈述经过说：由于缺乏经费，不得不介绍该处代表于廖仲恺，廖仲恺指之为“无赖汉”，并称，此人旧年屡在孙宅乞钱，我已经驱逐过多次，切勿再为其所骗。该代表听说之后，忿火中烧，急欲起事以明心迹，因而仓促行动，遭到失败。何天炯为此向廖仲恺提出质问，廖自称“错误”。何天炯在信中向宫崎发牢骚说：“亦足见孙公处办事人之无聊也！”此函说明，何天炯已因对孙中山不满而牵连及于廖仲恺等人。

1915年9月，何天炯曾到日本一行。10月5日返沪。此间，在对“康派”的态度上，何、孙二人又出现了新的分歧。何天炯于8日致宫崎等人函云：“黄兄与此地之康氏颇有函件往来，若孙氏之绝对排斥康氏，真不知其是何用意也。一叹！”黄兴于1914年6月离日赴美。他与在上海的康有为“颇有函件往来”，这是迄今鲜为人知的事实。在对于共和政体的态度上，黄兴与康有为之间尖锐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上，双方又有共同点。后来，李根源曾正式与康有为磋商合作，取得了暂不考虑其他，先行“戮力倒袁”的协议^[34]。从何函可知，孙中山反对黄兴与康有为发生关系，何天炯则支持黄兴。1915年11月1日函又云：“冯、康联络之事，此刻尚在半真半假之中，然帝政问题如日紧一日，则将来成为事实，亦来可知也。且康之所图，范围颇广，比之神様，实有天渊之别。弟恐第三次革命成功，竞在官僚之手，果尔，则自称神様者，将变为泥菩萨，无人香花供养矣。有神様之顽迷，致使同志四分五裂，为官僚所轻视，乃出而自树讨贼之旗，虽目的甚同，而吾党将来不能在政治上独占优势，推原祸始，陈英士等实不能辞其咎也。”冯，指冯国璋。他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许多措施，但反对袁称帝。1915年6月，他曾和梁启超讨论帝制问题，并相偕入京力谏。此后，梁启超曾多次派人动员他赞助反袁起义。何函所言冯康联络，指此。“神様”，日语，意为神仙、上帝。宫崎滔天与何天炯都不满意孙中山神化党魁的作用，在通信中以此词代指孙中山^[35]。顽迷，指孙中山拒绝许多同志的劝告，坚持中华革命党誓约一事。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陈其美“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因此，也为何天炯所不满。

11月7日，何天炯到达香港，企图运动龙济光及其部下倒袁。8日致函宫崎云：“各处情形均甚佳妙。惟龙济光之为人颇为愚蠢，刻虽有与冯、张提携之事，难保无中变之虞也（云南、广西均可靠）。然天下事求其在我，就使龙等俱树讨袁之旗，而纯粹民党不能在军界上占有优势，则其结果亦毫无良善，可断言也。”龙济光与冯国璋、张鸣岐在1915年曾一度“提携”反袁，这也是迄今鲜为人知的事实。但是，正如何天炯所分析，这一“提携”很快就出现了“中变之虞”。龙济光反袁是假，拥袁是真。同函又云：“神様方面，亦派人四出筹款，能达到目的，亦属疑问。就使能得多少，亦杯水舆薪，谓其能包办粤事，恐亦未必。”从这里看，何天炯的行动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两辙。信中，何天炯还表示，“若得十万元，弟敢不辞大言，虽为南粤霸王也可；若得半数，则粤事亦能中分而执牛耳。”尽管何天炯与孙中山在组党、联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靠金钱运动军阀部队倒袁上则一致，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11月20日，何天炯返沪。21日，致函宫崎云：“以鄙意视察所及，则两广方面情形实较长江一带为佳，而广西则尤可恃。广东之龙济光虽甚蛮劣，而其部下实至易动摇，特所欠者，些少之运动费耳。”他表示：“今大团体已难结合，所恃者各人猛进之精神也。”何天炯不了解，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大团体”，只靠各人的“猛进”精神是绝难成事的。(www.xing528.com)

袁世凯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于12月12日称帝。25日，唐继尧、蔡锷通电宣告云南独立，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兴起。1916年1月2日，何天炯致函宫崎云：“今南方风云已告变矣。以天时、人事推之，袁政府当无所逃罪于天下。可虑者，一般拥兵大员，不知共和为何物，虽一旦反戈向袁，其结果于民国前途不能放若何之异彩。”只有民主主义的军队才能造就民主主义的国家。“不知共和为何物”的“拥兵大员”们虽然可以参加反袁行列，但决不会成为民国的柱石。何天炯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信中，何天炯介绍林国光去东京，会见宫崎和头山满，有所擘画。其内容，从此后的信看，仍是争取经费援助。2月24日函云：“目下此间局面，如慢性淋病，不痒不痛，推其故，实因缺少药品，所以各方面俱难着手。且同人生活问题亦属异常辛苦，大有解散团体而为四方奔走之计。”何天炯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但其观点则和黄兴等人的欧事研究会一致，1915年11月，在形势的推动下，李根源、程潜等人陆续自国外返回上海，筹备武装讨袁。本函所称为“生活问题”所窘，“大有解散”之势的“团体”，当指欧事研究会在上海的机关。何天炯一度居住的法租界宝康里，正是程潜欧事研究会诸人回上海的聚居之地^[36]。信中，何天炯向宫崎表示：“除刻下电达尊处外，再为函达，实希望一勺水耳。”其拮据状态可以想见。

4月25日函云：“上海驻在之海军有五万元即可得其树讨贼之旗。一周前，陈其美派已与之交涉成熟，惟以中山誓约及须挂青天白日旗（中华革命党旗也）两问题致谈判破裂，将该五万元交回陈氏，而在上海之民党，则无人有五万元之能力，诚可痛也。”1915年12月6日，陈其美等曾在上海运动肇和舰起义，未成。本函表明，此后，陈其美等仍在海军中继续活动，已有成约，但因“誓约”及党旗两问题受阻。同函中，何天炯向宫崎提出五个方面的问题：（1）对华外交问题；（2）有现款能否买军械；（3）贵邦人士对于孙氏问题；（4）孙氏在东洋之举动；（5）黄兴何日回东京。五个问题中有两个是关于孙中山的，但这并不表明何对孙的态度有好转。这一时期何天炯应胡汉民之请，准备回粤调和革命党人中的纠纷，动身前听说孙中山向日本借得了一笔款子，于4日致函宫崎云：“闻中山处大款告成，惜弟兀傲性成，为保全人格计，亦不能再与彼接洽耳。”表现了不愿合作的态度。

5月25日函又云：“沪事现归钮永建君主持，惟苦于经济，不克进行，殊可痛也。久原款事，此后想仍有希望，请先生与克强兄商酌进行，此款如告成功，则袁必多一致命伤，可断言耳。”钮永建是欧事研究会的主干，他回国后，即积极推进和中华革命党的合作。4月20日，双方决定，上海方面的讨袁活动由陈其美统一负责，钮永建协助。5月1日，两广护国军在肇庆成立都司令部，钮永建被任命为驻沪军事代表。本函所言“沪事现归钮永建主持”，当即指此。久原，当指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何天炯不愿分用孙中山的借款，力图通过宫崎另谋财源，他与孙的隔阂愈来愈深了。

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表示愿意独立，加入护国军。6月19日，何天炯致宫崎函云：“海军刻告独立，一切生机从而酝酿。报载克强行将返沪，炯颇为盼望。孙先生之中华革命党暗中仍极力进行。此回海军独立，纯是唐、钮运动而成，而中山派见之，颇生嫉妒。哀哀孙公，权利之心老而弥笃。蚩蚩信徒，衣钵相传，民国之祸，正束有已也。”唐，指唐绍仪，钮，指钮永建。尽管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已经在反袁中携手，但何函显示，两派仍存在严重的成见和摩擦。“权利之心老而弥笃”，这是何天炯信函中对于孙中山最严厉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