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奄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在在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迅速意识到，必须加紧筹款。10月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里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要的。”[161]他决定暂不归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朝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只能空手而归。
革命党人当时到底需要多少钱呢？12月16日，孙中山对邓泽如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162]同月25日，孙中山自香港赴上海途中，曾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163]这个数字虽曾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但只可以看作是孙中山的初期财政预算。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也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亿2000万两，每月须有1000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8000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掌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声称“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不肯就职[164]。(www.xing528.com)
张謇无法解决，希望只能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不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65]“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为募捐，发行债券；二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武昌起义后，基本上也仍然是这两条路子。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征集大款”。[166]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万万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167]。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0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168]。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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