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海关和盐税，经济始终处于极度困窘中。为了渡过难关，临时政府曾先后向美、日、俄等国借款，均告失败。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是比较重要的一桩，它使本已波澜翻覆的政局更加动荡。陈其美曾在《致黄兴书》中说：“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129]。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国内外学术著作迄今尚少论及，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较详细的考察。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1895年12月，总行设于彼得堡，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分行。成立后，即积极履行沙皇俄国的侵华计划。它表面上是一家银行，实际上是“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130]。1912年2月，它利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诱使其签订了15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草约。草约提出，自正式合同签字之日起，以一年为期，年利五厘，华俄道胜银行按九七扣付款。其第五条规定：“此款为民国之直接负欠，当以其赋税之所入，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131]从成立之日起，华俄道胜银行一直谋求充当中国的国家银行，为清政府“办理租税、赋课的缴纳”等项事务。草约虽然没有像当时的其他借款一样，指明以某项路权或矿权作为担保，但本条却为沙俄控制中国的赋税提供了口实和条件。其第七条规定：“民国以后如第一次拟借大批外债，若该银行所约条款与他银行仿佛者，该银行有首先应借之权。”清朝末年，列强争相对华输出资本，竞争剧烈，本条使沙俄轻易地取得了优先权。这是一项贪婪而阴险的包藏祸心的草约，但南京临时政府正处于饥不择食的境地，居然接受了。草约于当月21日在上海签字，南京临时政府代表为财政总长陈锦涛，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为经理人凯里约。
根据草约，合同应在3月1日以前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投票公决。因此，孙中山于2月25日向参议院提出咨文，要求召开临时会，“提前决议”[132]。26日上午，由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到院，宣称根据陈锦涛电报，不用抵押，借到华俄道胜银行巨款。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讨论结果，议长林森用起立表决法，多数通过政府交议案诸要点[133]。27日，参议院继续开会，讨论草约，谷钟秀提议，先付特别审查。经林森指定，由刘彦、钱树芬、张耀曾、谷钟秀、汤漪等五人为特别审查员。结果，只提出了细节性的修改意见[134]。在讨论时，湖北参议员张伯烈、奉天参议员吴景濂激烈反对第五条，发言后即离座他去。在此情况下，林森提议省去三读，交付表决。结果，到场14人，8票赞成。林森宣布通过，但湖北参议员刘成禺等当即提出：“此案系违法少数之表决，不得作为有效。”[135]
28日上午的会议上，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等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须有半数以上之议员到会方可开议”及“关于法律、财政及重大议案，必须三读始得议决”的规定，指责林森“违背细则，变更院规”[136]。四川参议员熊成章批评刘成禺等：“诸君于此前并不提议，今政府已将借债之事办成，乃起而反对，是何居心！”[137]时功玖则答以：“某等居心爱中国，不袒政府；愿为国民之公仆，不为政府之走狗。”[138]双方愈益感情用事，林森“拍案大呵”，指责刘成禺等“阻挠他人言论”。在这一情况下，刘成禺等三人宣布辞职。他们致电黎元洪及湖北省临时议会，指责借款案“既启监督财政之渐，复挑拨列强猜忌之心”，声言：“自问能力薄弱，难膺巨任，深恐陨越，有负乡人之托，谨此电辞。”[139]其后，吴景濂及陕西参议员康宝忠也相率辞职。
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月28日开院，17省共参议员31人。此后即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参议员请假或无故缺席，到院人数日益减少。不久，又因汉冶萍借款、发行军用钞票、议决临时政府地点等问题，部分参议员与临时政府之间发生对立。2月25日，江苏参议员陈陶遗、杨廷栋致函参议院，指责临时政府“对于参议院，蹂躏侮蔑，亦云至矣”，是“民国开创史上一大污点”，宣布辞去参议员职务[140]。至此，由于刘成禺等再次辞职，参议院就出现了危机。当日下午，出席参议员仅12人，不过半数，林森宣布散会。29日，也因人数不足，未能开会。3月1日，不得不作出决议，如议员一月以内缺席七天，即应除名。同时宣布不承认刘成禺等人的辞职，决定致函江苏、湖北参议员，请于一星期以内函复，过期当即除名。但是，会议也承认27日的讨论“手续尚未完备”，决定重新讨论借款草约，补行二读、三读手续[141]。讨论结果，议决将第五条后半改为“当以民国政府所征赋税之收入内备为付息及偿本之用”[142]，第七条改为“民国以后如第一次拟借大批外债，若该银行所约条款与他银行较轻时，该银行有首先应借之权”，这些修改较原条约严密，对沙俄的借款优先权加了限制，投票时，以22票可决全文[143]。
南京参议院的争论迅速激起了政海风波。2月29日，民社上海机关报《民声日报》报道了有关消息，并发表社论，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倒行逆施，竟以全国所得赋税抵押外人。吾不知政府诸公以何理由而为此毫无心肝之举动？”又称：“以满清政府所不敢为者，而君等悍然为之，恐吾国民将谓君等之不满清若矣！”社论号召上海各团体、各政党共同行动，抗议并取消借款[144]。3月1日，又利用刘成禺等辞职一事发表社论，批评南京临时政府“用威吓手段，嗾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此种野蛮专制之行为，前清时代所不敢出”。甚至说：“议会为行政机关之奴隶，供总统及各部大臣之颐指，所谓代表舆论者安在？所谓征取民意者安在？民意不足征，舆论不足重，所谓共和之精神安在？”它鼓动湖北、江苏两省的参议员重返参议院，“张我舌剑，斩彼蟊贼”！[145]
在《民声日报》大张挞伐的同时，民社等则发起电报攻势。29日，民社致电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批评草约“词旨笼统，既种祸根，必致酿成外侮”，要求袁、孙等“竭力挽回，免滋后祸”[146]。随后，由张嘉璈领衔发起的国民协会也致电孙中山，要求“顾全舆论”，“设法挽回”。[147]3月5日，共和宪政会李倬云、郑允恭、徐企文等发布传单，继续指责参议院“灭绝公论，违法独断，亡清覆辙，甘蹈不顾”，定于6日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特别大会，推派代表赴宁，向政府要求取消借款[148]。会后，共和建设会、公民急进党、工商勇进党、社会党、工党、华侨联合会、民社、民国统一党、民生国计会、大同民党、公济总会、宣导会、共和宪政会等13个政团联合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陈述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一事“实为违法，国民死不承认”[149]。(www.xing528.com)
上海的抗议风潮迅速向各地扩散。黎元洪致电刘成禺、时功玖等人，表示对参议院“擅以国税作抵”的行为“殊深骇异”，声称除已将详情交鄂省临时议会公议外，并望刘成禺等人“尅日返宁，隐忍维持，毋庸辞职，并极力阻止，以挽大局”[150]。又于9日致电袁世凯及参议院，把自己打扮为一个爱国者，说什么“前清借债之失，我辈呼吁力争，言犹在耳”，“元洪绝不敢私行借债抵税，以误国民”。[151]扬州军政分院徐宝山也于6日通电，指责借款一案“失人心，丧主权，与清政府之铁路国有、四国借款，殆过之无不及”，他并由此进一步攻击“同盟会人”，“在内之把持政柄，在外之声势煊赫，虽满洲之亲贵，无此多也”。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是一桩损害国家主权的事件，受到批评是应该的。借款的反对者中，大部分基于爱国义愤，但是，也有人意气用事，甚至别有用心。
武昌起义后，迅速形成了湖北、江苏两大实力集团。前者以黎元洪、孙武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民社，后者以程德全、张謇、章太炎为代表，其政治组织为中华民国联合会。它们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旧官僚、立宪派和失意的革命党人。两派形成后，即反对同盟会，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护袁世凯。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发生后，它们迅速行动起来，以之作为砸向对手的一块石头。
湖北省临时议会早在2月21日就通电各省临时议会与谘议局，提议在汉口另组临时中央议会。这种做法，旨在否认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合法性，取而代之。这时，借款案更成了反对临时参议院的强有力的借口。3月1日，共和建设会致电孙中山，指责临时参议院“阿谀政府，少数擅决”，“请将参议院立时解散”。[152]3日，湖北省临时议会以万急电报，将参议院“违法情状”遍告各省议会和谘议局，要求3月底之前在汉口召集中央议会。5日，高元藩、张祥麟等与章太炎及江苏省议会议员会商，宣布不承认临时参议院2月28日以后所议各案。他们提议由苏鄂两省政府联名通告各省及新旧总统，取消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时请袁世凯通告各省议会，组织国民议会，再由国民议会组织参议院。江苏省临时议会随即致函都督庄蕴宽，要求联合各省宣布，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各种赋税俱归各省迳收，不得由现政府“随意指抵”[153]。6日，共和建设会、公民急进会等政团又致电孙中山等人，声称“今参议院议员寥若晨星，已失议事资格”，要求袁世凯出面“执行”，“以收统一”。[154]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立即驰电表示“群情欢作”。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受职办法》规定，袁世凯任命国务总理及国务员时，必须取得临时参议院同意，这本是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一条重要措施，但是，他们却向袁世凯献媚说：自从借款案发生，参议院议员人数不及原有人数之半，“按之法律，决难发生效力”，要求袁大总统“独力主持”，赋予这个野心家以组织政府的全权。[155]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推翻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说是“此种约法，人民绝不承认”[156]。这就说明，他们所反对的不只是借款案，而是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一面。
在各方强力反对下，孙中山于2月底致电陈锦涛，告以参议院“手续未清”，“借款案暂缓签字”。[157]华俄道胜银行方面也因未能取得在同等条件下对华借款的优先权，表示“不能照办”，草约作废[158]。3月3日，孙中山复电民社成员胡培德宣称：“日前商借华俄款，成立即救济鄂省百万，乃因参议员误认担保性质为抵押，又削草约中同等借债优先权，此议不成，遂令束手为难，今日已电商黎副总统矣。”[159]他自感已无力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准备将临时大总统一职交由黎元洪代理。5日，他在和胡培德谈话时表示：“临时政府地点未定，袁公不能南来，鄙人又不克久任，急欲离开金陵，已电武昌，请黎公来宁，以副总统名义代行大总统之职。”又称：“近日为借款问题，国民不能信任政府，不能信任鄙人，鄙人拟卸职后即从事实业，已与外人筹商借款，以办铁路为前提，将使铁路贯通全国，此则为真文明事业。”[160]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起，孙中山的卸任本已指日可待，但是，连有限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希望卸任愈早愈好。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草约是一杯毒酒，这一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未尝不清楚，这种情况，反映出南京临时政府已经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其结果是不仅未能对现状有任何一点改善，却引来了更多的攻击和反对，陷入更大的困境中。这一切表明，即使没有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力量的进攻，南京临时政府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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