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满洲租让给日本并不是孙中山一时的考虑，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见解。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即使俄国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之领土，亦不足深忧。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将奔逃满洲，以俄国为后援，以维护其国命。为此，新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结成同盟，攘击俄国，与俄国之冲突终不可免。由此可以认为，革命愈早发生愈为有利。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102]内田的这段回忆写于1932年，和他在1923年完成的《硬石五拾年谱》有明显不同。据《年谱》，孙中山当时只是表示：“中国革命倘成功，恢复俄国侵地乃容易之事，不足忧虑，何况日中提携耶！”[103]完全没有涉及满洲问题。因此有些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该书又记载：1906年，孙中山曾游说日本朝野人士，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104]1907年，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他向伊藤建议说：“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日本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105]内田的这一段记载和《硬石五拾年谱》的相应记载是一致的[106]。此外，小川平吉也有一段回忆，可与内田的记载相印证。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一文中，小川说：
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与我辈亦有长期交往，我辈亦曾给予相当援助。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上述主张，孙逸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此在有志人士之间殆为众所周知之事实。[107]
小川并埋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实行汉、满、蒙、回、藏统一，创制五色旗，完全忘记了当年说过的话。不仅如此，《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还说：1900年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通过清藤幸七郎之姐，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请她协助尽力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108]综合这几条材料，可以确认，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已经有了以让与满洲换取日本援助的想法。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仍然如此。除上述1912年与森恪的会谈外，日本资料中还有下列记载：
1.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桂公与孙文的密约——满洲赠与日本》，其中谈到1913年春，孙中山访问日本时，曾对桂太郎说：“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109]山田纯三郎也回忆，当时，桂太郎曾向孙中山说起日本人口增加的趋势，表示将来日本人除向满洲发展外别无他法，询问孙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中山表示同意[110]。
2.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再次表示：“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确立全体国民所支持的革命新政府，收到中日结合的实际效果，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在这一条件下，“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111]据记载，孙中山当时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土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112](www.xing528.com)
孙中山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113]；和以往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114]
3.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运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中山又曾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他说：“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他声称，一旦完成任务，为了中国和她的邻国的完全解放，将与日本结盟，并且宣布“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原则。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对此，孙中山解释道：
当然，我们乐意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需要它，我们认识到你们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人口迫切需要活动场地，中国在南方有丰富的发展余地，千万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去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岛、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等地，成为富裕者，并且每年寄回家乡几百万美元。这样广阔的区域合法地属于亚洲，它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比满洲更能给人以指望。[115]
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从“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说明了乐于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的原因。其中所谈日本人口问题可以和1913年与桂太郎的谈话互为印证。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923年左右。据日本陆军参谋佐佐木到一的记载，当年，孙中山还曾对访问广东的日本人说，“将来国民党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时候，必定将满洲委托给日本”[116]。只是在国共合作并实行联俄政策之后，孙中山才不再发表类似的言论。
上述资料，除个别属于记者采访外，大多数是当事人的回忆。由于并非一人，也并非出于一时，自然排除了无中生有的可能。当然，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回忆录不可能像文献一样准确，它们既可能包含作者记忆的讹误，甚至还可能包含作者由于种种原因而对历史作出的增饰、隐讳或歪曲。上述资料的价值自然比不上森恪遗留下来的函电，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基本史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