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时致益田孝特电云：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当系指旧历年关而言——笔者）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83]
森恪（1882～1932），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产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实习生，不久升职员，先后在上海、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动，成为三井财阀的中国事务专家。益田孝（1848～1938），日本新潟人，三井财阀的总头目。明治维新时期在横滨经商。1872年由井上馨推荐，进入大藏省任职。1872年以后任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对三井财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义后，由于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等原因，中国革命党人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笔巨款以支持浩大的军费开支，并筹划北伐。1912年1月上旬，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84]。另一元老山县有朋从井上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为日本所有[85]。益田孝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森恪，森恪即开始为此奔走。1月下旬，签订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规定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2月2日，森恪又亲赴南京，与孙中山谈判。此前，黄兴正在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伊东米次郎及美国人司戴德、德国捷成洋行等磋商，拟以招商局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86]，尚未成功。森恪获悉后，即在3日和孙中山会谈时，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诱使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本电即发于会谈之后。据森恪记述，本电初稿由他用中文起草，曾经孙中山及胡汉民修改[87]。根据本电，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窘和需款北伐的情况，它说明孙中山、黄兴等人并不是一个心眼地想和袁世凯议和，只要财政上有办法，议和即可中止。
森恪2月3日的电报比较简略。2月8日，他有一封致益田孝的长函，详细汇报了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据该函，当时在场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日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会谈中，森恪转达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见：
如阁下所知，如今世界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制止白人势力先锋俄国之南下，确保日本存在之安全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满洲之必要。为此，日本已不惜以国运为赌注，牺牲多数人之生命与财产。当俄国仍图南下、德人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以今日之大势论，仅赖中国政府单独之力保全满洲，虽阁下恐亦难以确信；而以日本之立场观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国政府独自维持之危险至极。事实已很明白，满洲仅赖中国政府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为贵我双方之所共认，故可断言：满洲之命运业已定矣。可以预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诸多困难，基于地理上、历史上之特殊立场，如无日本之特殊援助，则成功之可能实甚渺茫。
倘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发展，以此换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则日本必将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满足其要求。为保全满洲，日本已不惜进行第二次战争。当今之际，阁下如能默默合作，则（日本）国家悬系已久之大问题可得解决，避免第二次战争，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与鄙人一致，望速裁断。[88]
森恪表示，这是桂太郎透露给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实行，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然后转去京都，和从东京来的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听了森恪的陈述后，孙中山表示：
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因此，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日本疏远余等，不相接近。当余发难之时，曾申请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宪不允余入境。在此情形下，余以日本政治家并无包容余等之度量，因而离日转依美国。然由于地理上、人种上之关系，中国知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攸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其结果，日本有志人士为革命政府尽力者日渐增多，而日本政府迄今仍无转变表示，是以余等为日本政府之态度如何而日夜心忧。
孙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如今各省赞同余等主张者，自动举起革命之旗，加入余等行列。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匮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在此严重时刻，倘余等数日间不能露面，恐将产生余等穷极逃走之流言。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一面，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惟有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来已频频与北方就和议进行交涉，谈判已渐趋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只要南方决心一下，南北休战言和，合为一体，随时均可实现。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俟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但据迄今为止之经过看来，获得财源，仍无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九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而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遽料，而与日本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www.xing528.com)
谈话最后，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声称“时机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89]
这次谈话具体地透露了孙中山的困窘处境。当时，南京附近集中了数万军队，庞大的军费和军队哗变的担忧已经压得孙中山等喘不过气来。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将士，犹时有哗溃之势”。[90]二者所述，完全吻合。这段谈话也告诉我们，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和谈实非得已，租让满洲主要是为了获得“排袁”必需的经费，孙中山的理想还是“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因与安徽铜官山矿业代表会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关于一千万元贷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时，森恪致电益田孝：“满洲，焦急等待对我等3日南京特急电之回答。”[91]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复电称：“绝密。满洲使彼等极为满意。正经由正确之渠道解决财政问题。彼等将于今日会晤总理大臣。”[92]森恪接电后，于当夜致电孙中山：“满洲事，尊意当可满足。东京来电云：款事正在极力筹措中。与袁世凯之和议，在东京表明某种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电复。”[93]在森恪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又于6日下午5时致电森恪：“与袁世凯之和议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给予确切答复。”[94]8日，益田孝再次复电森恪：“与袁世凯议和事，不容他人置喙；但可明告孙、黄：予等怀有深切同情。予等祈愿孙、黄能在有利地位上进行妥协。”[95]电报声称：关于汉冶萍借款，当争取于明日汇款二百五十万元；铜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当努力敦促尽快汇款。关于满洲问题，电报指示森恪劝告孙、黄，来一人到日本签订密约。并说，果能实现，“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同情”[96]。2月11日凌晨1时55分，森恪再次致电益田孝：
顷据孙、黄所见，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难关尚多，颇费时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在旧历年关以前，除汉阳铁厂之五百万元借款外，尚须另行筹措一千万元，是乃绝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项款额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离开南京。彼等业已答应租借满洲，要求在十天以内提供一千万元。如能承诺，则黄兴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签订秘密合同。究应如何办理，希火速给予明确回答。兹事干系甚大，万望全力以赴。[97]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电所述邮船会社借款。这一借款，本已于6日签订草约，但由于英国的介入，突生障碍[98]，以租让满洲获取借款便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希望所在。
此电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据南京会谈的参加者山田纯三郎回忆，在于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
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99]。同日，隆裕太后认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还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即已开始。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归国后，和议继续进行，但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北伐。1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黄兴曾在《复张謇书》中表示：“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又称：“派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以海军以烟台为根据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惟刻苦无款耳。”[100]由此可见，北伐计划受制于经费的状况。北伐既无从进行，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又寄希望于和谈，但是和谈也并不顺利。1月19日，袁世凯提出，由清廷授予他组织临时政府的全权，临时政府设在天津。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对此，袁拒不接受。孙中山再次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由于谈判未成，孙中山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101]山田的有关回忆，由于事隔多年，情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一段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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