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政策揭示的经济利益

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外交政策常常是经济利益的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不仅占领了中国的香港，取得多种政治特权，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利益。以甲午战争前的各国对华贸易为例，英国（含香港）的进口率占71.6%，出口率占50.6%^[71]。当时，外国在华企业共580家，英国就占了354家^[72]。在16家外国轮船公司中，英资或有英资参与的占14家^[73]。甲午战争后，英国对华资本输出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英国汇丰银行单独或与其他银行共同在中国贷放银2.06亿两^[74]。1902年，英国在华房地产投资5100.5万美元，而美国、德国、法国的总和不过2100.9万美元^[75]。至1911年，中国欠英国的外债（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庚子赔款）已达221827000元，居各国之冠^[76]。

了解了上述情况，人们就会理解，何以在辛亥革命中，英国对中国如此关注。

还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朱尔典就将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我们在汉口的利益”作为首要任务^[77]。11月9日，英国海军中将温思乐（A.L.Winsloe）向朱尔典提出：“是否可以建议中央政府召回清军，因为继续战斗似乎是无用的，并且妨碍贸易的恢复。”^[78]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的利益在中国更多地区受到威胁。在这一情况下，英国有关方面自然不能听任其各种在华利益毁于炮火，必然会急切地要求南北双方停止战斗。他们既要找到安抚革命党人，使之得到某种满足的办法，又要在中国培植于英国有利的统治者，建立一个能维持“治安”和“秩序”并能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政府。而袁世凯，以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他既善于镇压国内革命运动和人民起事，又对侵略中国的列强毕恭毕敬。这正是英国所需要的统治中国的人物。1911年11月15日，格雷训示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79]辛亥革命时期，英国之所以全力支持袁世凯，其原因在此。(https://www.xing528.com)

如果说，格雷的训示还带有某些外交辞令的色彩，那么，1911年1月21日朱尔典对伊集院所说的一段话就没有什么遮掩了。当时，朱尔典称：“就原则而论，阁下所见，确有至理。但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取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80]不久，德国人也将这一点看得很清楚。1912年2月3日，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E.von Haxthausen）致函德国国务总理说：“英国之势力范围，系集中于扬子江及中国南方一带，当袁世凯十一月中旬来此之时，中国帝室军队虽在汉口、汉阳获得胜利，而英国方面对于援助北京政府之举，却不久即行放弃。上海英国商人之压迫与深恐商业受损之殷忧，终占优势。”哈豪森甚至说：“英国政策乃系由上海方面决定者。”^[81]哈豪森不一定了解本文一开头述及的卜内门公司东方总号总经理李德立其人其事，但他的叙述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史的实质。

正是英国的在华经济利益（包括条约权利、资本输出、商业需要等等方面），最终决定了英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政策；李德立的活动，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它反映的是英国对华贸易、投资集团和英国在华资产阶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