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实行天皇制，对中国改采共和制极为恐慌。22日，伊集院会晤朱尔典，重申中国“采用君主立宪制最为稳妥”，“总期望以能保全清国确立永久安宁为目标”。伊集院特别说明，中国如实行共和制，日本不但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希望朱尔典理解日本的特殊境地，但朱尔典仍不为所动[44]。同日，伊集院会晤袁世凯，揭发唐绍仪具有“共和”思想，示意袁撤销唐的代表职务。袁解释说：唐可能到上海后，受到革命气氛感染，以致“头脑混乱”。他声明，本人绝无赞成共和之意，但事态既已如此，不如“将计就计”，“以召开国会决定国体为基础，考虑解决方案”。[45]
袁世凯所说的“将计就计”，意味着清政府准备接受唐绍仪的方案。12月24日，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先后约见朱尔典和伊集院。庆亲王出示复唐绍仪电稿，同意政体问题留待国民会议决定。该会将按照事前双方商定的条件，在今后三个月内由各省选举的代表组成[46]。朱尔典当即表示同意，声称“关于政体问题，只要真正能够体现全国人民意愿，英国政府当不致有何异议”[47]。伊集院则坚决要求清政府打消此念，缓发复唐绍仪电，在等待帝国政府对本使的电训后再定方针。他威胁说，如在日方态度决定之前贸然采取上述手段，将可能引起对中国的不利后果[48]。
日本政府对北京发生的变化早有预感。24日，紧急召开元老会议商讨，再次确认“君主立宪制度为解救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训令伊集院转告袁世凯，要袁保持既往立场[49]。25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一面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Sir C.M.Mac Donald）建议，由两国政府出面，联合美、德、法、俄等国，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令其接受君主立宪方案；一面电令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迅即与英国当局会晤，敦促英国外务大臣回答[50]。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却极为冷淡。26日，格雷命人转告山座：两国政府的行动只能限于调停，超出此范围，对政体问题提出建议，言明孰可孰不可，或者由列强共同出面，采取哪怕是一点微小的类似压迫的行径，都是重大的冒险行动[51]。这就明确地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同日，格雷电复朱尔典说：“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和统一的中国。”[52]格雷的这一电报，意味着对朱尔典所持方针的默认。(www.xing528.com)
英日两国早在1902年即已结成同盟关系。此际，日本政府发觉已经无法改变英国政府的主意，又不能甩开盟友，孤行单干，便打算采取静观态度。26日，内田心灰意懒地致电伊集院，声称在此情况下，如“帝国政府不顾两国间之协调关系而单独出面梗阻，亦属无趣”，“只能暂时听任事态之自然发展”。[53]
日本“静观”，上海会谈的重大阻力就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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