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发生，清政府的湖广总督瑞澂即要求英国出动在长江的舰船，阻止起义军渡江，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H.Goffe）请示朱尔典，朱尔典明确地指示英国在华海军总司令官“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7]。但是，朱尔典很快就看出，这次革命不是武力所可以镇压的。1911年10月30日，11月6日，朱尔典两次致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声称“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8]。因此，他积极活动，压迫清政府，支持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议和，借以消弭革命。
约在11月初，朱尔典即会见庆亲王奕劻，迫使他作出“将停止继续战斗”的保证[9]。11月25日，朱尔典又拜会袁世凯，以严重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强调：“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袁世凯当时已经制订了一项武力镇压与停战谈判同时并进的方案，因此立即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袁当即授权朱尔典通过葛福向革命党人转达此意。[10]此后，武昌革命党人与清军的谈判即在朱尔典和葛福的导演下进行。
11月2[11]日，清军攻陷汉阳，黎元洪向葛福提出：（1）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2）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3）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十五天。[12]但是，袁世凯当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不愿停战时间过长。12月1日，朱尔典致电葛福，转述袁世凯提出的停战三日等五项条件，其第五条要求英国总领事“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3]。同日，格雷复电朱尔典，批准他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12月2日，葛福向清军前线将领冯国璋的代表黄开文传达了和黎元洪的协议，决定停战三日[14]。次日，葛福得意地向朱尔典汇报：“月前的情况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15]冯国璋则向清政府内阁报告，已经“接到英使停战公函，并签有字据”[16]。
袁世凯和满洲贵族之间存在尖锐矛盾，革命党人企图利用此点，动员袁世凯反正。黄兴多次通过汪精卫、杨度等，向袁世凯许诺：“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袁世凯在唐绍仪等人面前声称：“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17]他老谋深算，看准形势对自己有利，准备施展手段，投注一博。袁的第一步计划是在停战之后于武昌召集各省代表会议，讨论和平条款。12月3日，朱尔典向葛福传达了袁世凯的这一意图，要他努力斡旋此事[18]。4日，朱尔典又与清政府外务部商定：（1）停战三日期满，续停十五日；（2）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3）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北方居留各省代表人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4）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谈判[19]。同日，朱尔典将上述条款电告葛福，授权他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件被接受。电称：“预料唐绍仪将于五天内到达汉口；我们诚挚地表示希望双方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将认识到调解他们的分歧及获得一项和解的重要性。”[20]12月9日，双方达成协议，决定自当日至24日止，继续停战十五天，仍由葛福签押保证。[21]为了加强袁世凯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朱尔典并建议，由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内阁提供贷款，英国政府对此表现积极[22]。
唐绍仪早年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具有共和思想。归国后曾任袁世凯的英文翻译，后来又历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他受命作为议和代表南下后，即在火车上剪掉辫子[23]。这一行动，意味着准备和清廷彻底分手。12月11日，唐绍仪抵达汉口，迅即向黎元洪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24]不过，唐的这一态度当时并未公布。
革命党人方面的代表是伍廷芳。他不愿离开上海，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斯称，上海的许多朋友不希望他启程赴汉，当地也有许多公务需要自己关心，要求英国公使出面，促使袁世凯指示唐绍仪来上海磋商[25]。此时，袁世凯对朱尔典的话，可谓言听计从。唐绍仪迅速得到指示，会谈决定改在上海举行。(www.xing528.com)
谈判地点虽然改变了，但是，武昌地区的革命党人仍然抓紧机会，向唐绍仪提出了议和条件：（1）推翻清王朝；（2）优待皇室；（3）对满族人一律予以体恤；（4）统一中国。这四条虽然没有涉及革命后的政体问题，但是，“推翻清王朝”这一条，显然不符合朱尔典的意思，因此，他在电告英国政府时特别说明，“需要极认真地考虑局势”[26]。
12月14日，唐绍仪离汉赴沪，登舟时，葛福嘱咐唐绍仪说：“革党主持共和甚坚……拟献调停之策：君主立宪。暂以今上二十五岁为期，届时体察圣德、圣学如何及人民程度，再由国会议决君主、民主国体。”葛福并称，已将这一意见告诉黎元洪[27]“今上”，指宣统皇帝。当时宣统皇帝5岁。按照葛福的这一方案，中国的“国体”问题就被推到了20年之后。
朱尔典不满意清政府的颟顸、昏庸、办事效率低下，但是，他不喜欢革命党，更不愿意中国就此成为一个共和国家。葛福的方案，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核心，既促进清政府自我改革，也给革命党人保留了通过国会改变中国“国体”的希望。这是一个偏向清政府而又企图讨好革命党人的方案，显然代表了朱尔典的意见，也反映出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
唐绍仪到上海后，住在李德立家里。[28]很快，李德立就安排了唐绍仪与伍廷芳的第一次会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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