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秘档：帝制走向共和的解读》

《伪〈民报〉检举状》大多是不实无根之词，为了廓清影响，说明真相，同盟会系统的各报不得不逐条地进行辩驳。

（一）关于续刊《民报》的真伪问题。革命党人指出：《民报》为革命党人所创立，并非个人私产；当《民报》肇始时，章太炎还在狱中；要判断续刊《民报》的真伪，关键要看它的主持者是否革命党人，宗旨有无改变，而不在于章太炎是否出任社长。《中兴报》说：“若谓章为社长则真，非章为社长则伪，是则章为《民报》之商标矣！”^[229]《公益报》表示：章太炎主持编辑的《民报》如果还存在，依旧“发私怨，砌佛言”的话，那么，称之为“真佛报”、“伪《民报》”也是可以的；相反，续刊《民报》如能“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奉申宣扬，以饷我同胞”，即使主持者不是汪精卫，也是真《民报》。^[230]黄兴则特别说明了章太炎“当众辞职”的经过，并叙述了汪精卫和《民报》的关系：“自第一期以来，至第十三期，每期皆有汪君之文字，久为读者所同知。自第十四期以后，汪君闲事不兼任撰述。今被举为总编辑人，当必有以副读者诸君之望也。”^[231]革命党人的这些言论，比较有力地阐述了续刊《民报》的合法性，驳斥了所谓“伪《民报》”的说法。

（二）关于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问题。由于章太炎在《检举状》中说过：“辛丑、壬寅之间，孙文寄寓横滨，漂泊无聊，始与握手而加之奖励者，即鄙人与长沙秦力山耳。”因此，革命党人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兴报》反问章太炎道：你这不也是“眼光如豆”，“愿与孙君为腹心”吗？为什么要嘲笑汪、胡二人呢？该报声明：“中国之革命，孙君为自发难，历尽艰难，其才识学问，及办事资格，同志中未有能出孙君之右者，故为同志推戴，举为盟长，而革命事业之发达，未始非孙君抱持之坚，毅力之长，有以致之也。”^[232]这一段话，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作用，说明了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推戴”并非出于盲目。

（三）关于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经费困难问题。革命党人主要强调军情紧急，经费同样困难，首先要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公益报》答复章太炎说：“河口、南关、钦廉之役相继迭兴，军队中人，匪遑离局，足下乃于此匆遽时间，假《民报》待需之名，为书乞援，求以三四千金相济。自足下视之，或以为平情，然当夫军书旁午之间，饷需浩繁之际，撑持未暇，焉能兼顾其他！”^[233]《中兴报》则表示：近年革命党人创办的报馆日渐增多，含辛茹苦、任怨任劳，如章太炎所说“朝治文章，暮营经费”的编辑人并不在少数，解决报馆的经济困难，要靠主任的运动，如果大家都向孙中山要求接济，那么，“吾恐孙君虽有点金之术，亦不能供给各报之要求”^[234]。

同盟会创立初期，所需要支持的只有一个《民报》，经费上自然不感到十分拮据。1907年孙中山南行，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连续发动多次起义，开支突然浩大起来。镇南关起义期间，孙中山曾向法国一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债。钦、廉、上思起义期间，清军黎天才部曾准备归顺革命军，但孙中山却付不出奖赏的花红。这以后，由于张永福、陈楚楠等几个富有的华侨同盟会员濒临破产，孙中山更经常为经费不足所窘。1908年11月20日，他在致邓泽如等函中说：“时局可为，惜财力不足赴之于目前，想同人等亦为扼腕而叹。”^[235]不仅《中兴报》经常有停刊危险，孙中山自己也有“断粮”之忧^[236]。因此，革命党人所作的辩解是事实，但是，他们忽略了双方思想分歧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称赞《中兴报》“文章议论，颇惬人心”^[237]，如果《民报》办得符合孙中山的理想，显然，他在解决其经济困难上是会积极得多的。

（四）关于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问题。革命党人主要采取反质法，要求章太炎交代出情况来源和具体数字、存贮地点。《公益报》说：“足下又言孙氏丁未南行，集资三四十万。试问某埠得收若干，某人捐助若干，足下能述其故否耶？”“所谓身拥厚资者，此金钱究存贮于何处？下又能述其故否？”^[238]这些问题，章太炎当然答不出。革命党人就此进一步指出：章太炎并非同盟会“实行部”人员，不了解军事进行和组织的实际情况，《公益报》说：“足下且未知军事组织之实情，从何知军事组织之真状，不意足下欲欺饰人心，遂敢妄谈军事也。”^[239]革命党人的这些辩解，由于对经费收支缺乏必要的说明，因此说服力并不大。只有当南洋革命党人具体调查了孙家因革命而破产的状况后，章太炎的指责才得到了有力的驳斥和澄清。

（五）关于孙中山卖国卖友问题。《公益报》指出：“若云以云南赠送法人，则尤令人窃笑。无论孙氏无此事，亦无此权。”该报问道：河口起义失败后，大批义军战士被解送出境，不少“破弃身家事业”资助起义的华侨同盟会员被勒令出境，如果孙中山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私盟”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240]黄兴发表声明，指责章太炎挑拨他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是“造孽”^[241]；《中兴报》主编何德如则撰文说明：关仁甫在河口起义后到达新加坡，曾在《中兴报》居住数月，在返回香港时，同盟会员纷纷资助；关仁甫感念同志情谊，曾到何德如寓所辞行。章太炎所说孙中山密告英吏、诬指关仁甫为大盗一事大谬特谬，完全是“以耳代目”，把流言当作事实的结果^[242]。革命党人指出：直言贵在“有据”，章太炎如果继任《民报》编辑人，“遇事不察，言出不择，贸贸然而宣之于报纸”^[243]，必然要损害《民报》的信誉。革命党人的这些批评，接触到了章太炎性格和思想方法上的弱点。

在逐条辩驳之外，革命党人也对章太炎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影响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中国革命距成功之日尚远，“此正吾人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时”，“稍知自爱而能为大局计者，必不出此”。^[244]革命党人的上述辩驳和批评所持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就发挥了澄清视听，维护同盟会和孙中山威信的有益作用。

在续刊《民报》所引起的争论中，章太炎轻率地散发《伪〈民报〉检举状》，促使矛盾尖锐化，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它也反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如果同盟会能有一种制度，使它的领导人之间能够经常就重大的问题交流思想、统一看法，那么，分歧也许不至于愈来愈大。

如果同盟会的经费收支能在高级领导人之间公开，那么，章太炎显然不会怀疑孙中山“乾没”巨款。

如果在《民报》经费困难时，同盟会领导人能给予更多一点的关怀和温暖，那么，章太炎胸中就必然不会有那样多的不满和牢骚。

如果在续刊《民报》时不对章太炎完全封锁消息，那么，他也许不至于突然爆发出那样巨大的愤怒。

这些地方，说明了同盟会缺乏正确的组织原则，也缺乏统一思想、克服分歧的正确方针。

【注释】

[1]《雪生年录》卷1。

[2]《太炎先生自年谱》。

[3]《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三），总第394页。

[4]《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28日。

[5]王以贞：《记宋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6]《时报》，丁未一月二十七日。

[7]樊光：《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8]日本政府资助款数，说法不一，此用刘揆一说，见《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

[9]《宫崎滔天年谱》，《宫崎滔天全集》（五），第687页。

[10]《致檀香山同志书》，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1944年版，第122～123页。

[11]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12]谭人凤：《牌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3]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东京，昭和15年改订6版，第48页。

[14]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15]参见刘师培：《上端方书》，《建国月刊》第12卷，第4期。

[16]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48页。

[17]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第47页。

[18]《支那革命外史》，第48页。

[19]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89页。

[20]陶冶公：《中国同盟会原始党报〈民报〉的历史和我在报社服务的一些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1]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22]李根源：《雪生年录》卷1。

[23]冯自由：《吊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24]许轵民：《从陶成章先生被说起》，《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油印本。

[25]孙中山：《建国方略》第8章，《总理全集·方略》，第68页。

[26]《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399页。

[27]《为防城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总理全集·函札》，第91页。

[28]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三），第289页。

[29]《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吴稚晖藏。

[30]同注2。

[31]《徐锡麟供》，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辛亥革命》（三），第81页。

[32]片山潜：《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共产国际》第7～8期，1933年俄文版，第84页。

[33]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第193页，东京，1969。

[34]陶冶公：《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未刊稿。

[35]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147页。

[36]《病中漫谈》，《高知新闻》，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37]《幸德传次郎遗文集》（三），第121页。

[38]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未刊稿，陶冶公原藏。

[39]《天义》广告，《民报》第15号。

[40]《天义》，第2卷。

[41]《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

[42]《幸德秋水演说词》，《新世纪》第25号。

[43]《致陈干书》，章太炎佚稿。

[44]《民报》第20号。

[45]同注2。

[46]抄件。张篁溪曾将之篡改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

[47]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天义》，第16～19卷。

[48]齐民社同人：《〈社会主义经济论〉中译识语》，《天义》，第16～19卷。

[49]同注5。

[50]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天义》，第6卷。

[51]《巴枯宁学术要旨》，《天义》，第1卷。

[52]自由：《斯撒纳尔无政府主义述略》，《天义》，第8～10卷。

[53]刘师培：《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天义》，第11～12卷。

[54]《俄杜尔斯托〈致支那人〉节译识语》，《天义》，第11～12卷。

[55]《五无论》，《民报》第16期。

[56]《日报》第1号封里。

[57]《答祐民》，《民报》第22号。

[58]同注2。

[59]《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56。

[60]《孙中山选集》（上），第69页。

[61]《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

[62]《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天义》，第8～10卷。

[63]《龙华会章程》。该章程自署为甲辰（1904）年作，实系有意倒填，应为1907年冬至1908年春夏间之作。关于此，笔者另有考证，见本书《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64]《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

[65]《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天义》，第15卷。

[66]《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第69页。

[67]《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

[68]同注5。

[69]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70]《五无论》，《民报》第16号。

[71]《龙华会章程》。

[72]《悲佃篇》，《民报》第15号，参见《怪汉译〈俄国第二次议会提议之土地本法案及施行法案〉序》，《天义》，第16～19卷。

[73]《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第5卷。

[74]畏公（刘师培）：《女子劳动问题》，《天义》，第5卷。

[75]《异哉中国妇人会》，《天义》，第2卷，参见志达：《政府奖励实业》，《天义》，第5卷。

[76]《〈无政府主义〉序》，《民报》第20号。

[77]《朱希祖日记》，1908年3月20日，稿本。

[78]《总同盟罢工》，见《工人宝鉴》。

[79]《天义》，第8～10合卷。

[80]《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

[81]《党人拒款之运动》，《神州日报》，1907年11月24日；参见《留学界拒款之运动》，《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82]刘光汉，即刘师培。

[83]《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84]《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页。

[85]《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第8～10卷。

[86]《五无论》，《民报》第16号。

[87]《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民报》第17号。

[88]《与马良书》，《民报》第19号。

[89]《党人》，《新世纪》第117号。

[90]《金曜讲演的大迫害》，《熊本评论》，明治四十一年（1908）二月五日。

[91]《民报》第21号。

[92]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辛亥革命》（二），第447页。

[93]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

[94]《到暹罗前后致邓择如等函》，《国父全书》，台北版，第412页。

[95]《赴欧洲前致邓择如等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50页。

[96]《致黄甲元嘱筹款维持〈中兴报〉函》，《国父全书》，第408页。

[97]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参见《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98]《为规定南洋各处团体通信办法致邓择如函》，《总理全集·函札》，第46页。

[99]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21号。

[100]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101]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41期。

[102]同注4。

[103]南洋归客：《驳诋毁孙中山者》，《民立报》，1912年11月6日。

[104]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见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

[105]《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此同志各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106]《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107]《致檀香山同志请尽力筹款函》，《国父全书》，第411页。

[108]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

[109]《凭单》，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3节。

[110]《凭单》，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

[111]《致铁仙》，己酉三月九日，陶成章手札，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下同。

[112]同注2。

[113]《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114]汪精卫：《致蓝瑞元、黄蔡凤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三），台北版，第591页。

[115]《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www.xing528.com)

[116]《致若愚》，1909年9月24日，陶成章手札。

[117]《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

[118]《南洋总汇总报》，1909年11月6日。

[119]介民：《敬告捐助革命军饷者》，加拿大《日新报》，1911年4月26日。

[120]转引自孙中山《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121]《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此同志各函》，《国父全书》，第417页。

[122]《在欧将去美国时致伦敦吴敬恒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06页。

[123]《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124]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3集。

[125]《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黄克强先生全集》。

[126]《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黄克强先生全集》。

[127]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

[128]《华侨革命史》，《陈新政遗集》（下）。

[129]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130]《致吴敬恒请于〈新世纪〉评论〈日华新报〉破坏党事谬论各函》，《总理全集·函札》，第110页。

[131]《党人》，《新世纪》，第117页。

[132]《致若愚、铁仙》，陶成章手札。

[133]《致若愚、柱中》，同上。

[134]《致亦逵、柱中》，同上。

[135]《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136]《致柱中、若愚、彝宗、福生、文庆、佐新》，陶成章手札。

[137]章太炎：《致临时大总统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8日。

[138]《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139]《学林》，第1册。

[140]陶成章手札。

[141]《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142]同注2。

[143]《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144]同注1。

[145]魏兰：《陶焕聊先生行述》。

[146]同注1。

[147]《致柱哥》，陶成章手札。

[148]陶成章函札残页，1910年。

[149]同注1。

[150]《致铁仙》，陶成章手札。

[151]《致福哥》，陶成章手札。

[152]《致彝宗、若愚、柱中、文庆》，陶成章手札。

[153]《致铁仙、若愚》，陶成章手札。

[154]同注6。

[155]《致若愚、铁仙》，陶成章手札。

[156]《致柱中》，陶成章手札。

[157]《致福哥》，陶成章手札。

[158]《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159]《致柱中、若愚》，陶成章手札。

[160]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2集。

[161]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

[162]《龙华会章程》共7个部分，即《檄文》、《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仪式》、《祭文》、《入会规矩之次序》和《附录》，全文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译本初版于1912年5月。1954年《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辑》增订本和195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注明），都在《龙华会章程》的总题下，选收了《檄文》和《会规十条》两部分。

[163]《浙案纪略》，全文见《辛亥革命》（三）。

[164]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北京图书馆藏。

[165]此前，魏建猷《龙华会和〈龙华会章〉》一文曾指出关于《章程》主属问题的矛盾。他认为它“可能是革命协会的章程”，但又说其拟定“不迟于1903年”（《文汇报》，1961年10月5日）。赵金钰则根据山口报告书断言《章程》自《会规十条》以下为1908年革命协会章程，而《檄文》仍是1904年龙华会文件，它们是时间不同的“两个不同组织的两个不相关联的文件”（《关于〈龙华会章程〉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166]《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167]《立宪党与革命党》，《政论》第3号，1907年12月。

[168]《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169]《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3期，1907年7月10日。

[170]章太炎：《官制索隐》，《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8日。

[171]景定成：《罪案》。

[172]《德宗实录》第578卷。

[173]《预备立宪之满洲》，《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

[174]《党人》，《新世纪》，第117号。

[175]《章炳麟之丑史》，《民权报》，1912年5月4日。

[176]《正告神州报》，《民权报》，1912年5月7日。

[177]《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199页，北新书局，1931。

[178]《南社纪略》，第8页，开华书局，1940。

[179]《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202页。

[180]《苏曼殊全集》第1集，第335页。

[181]《苏曼殊全集》第1期，第197页。

[182]《越风》第18期。文中云，该相片是“三十九岁所造影像”。章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39岁生日应在1907年1月中旬，故应作于是年。

[183]《制言》第25期。当时章太炎再次准备去印度学佛，“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

[184]《制言》第41期。

[185]《梵文典序》，《天义》第6卷。优婆塞，梵语音译，指男性居士。《涅槃经》：“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186]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建国月刊》第12卷第4期。

[187]《南社纪略》，第47页。

[188]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二），第447页。

[189]《总理全集》第3册，《函札》，第111页，成都近芬书屋，1944。

[190]《民权报》，1912年5月11日。

[191]此人在东京曾见章太炎以脸盆“遥击”黄兴，又曾遇黄侃于途，“道太炎近事，为之咨嗟，太息不置”。

[19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8。

[193]见本书《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194]《本报谨白》，《民报》第26号。

[195]陈威涛，原名陈依陶，曾任《中兴报》书记，因账目糊涂，滥支公款，被《中兴报》登报革退。自此，即与陶成章结合，并改名“恶逸”，表示憎恶孙逸仙。有关情况，见德如《呜呼跳梁之小丑》，《中兴报》，1910年1月3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196]《孙文罪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11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197]《孙文罪状》，《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11日。

[198]《南洋总汇新报》刊登的《孙文罪状》没有“善后办法”，此据1912年11月2日上海《神州日报》所登《孙文罪状》补。

[199]庇华商同人：《复泗厘歪也再寄匿名谤书者》，《中兴报》，1909年12月8日，下同。

[200]《致若愚、柱中》，《陶成章信札》，第14～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01]《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台湾，1973年增订版。

[202]《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下引《检举状》原文，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203]《国父全书》，第418～419页，台北版，1963。

[204]《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29日。

[205]《民报》第26号告白。

[206]原载《日华新报》，转引自《星洲晨报》，1910年1月15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

[207]意公：《与章炳麟书》，原载香港《公益报》，此据《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转载该文引。

[208]《星洲晨报》，1910年1月18日。

[209]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210]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211]参见本书《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铁良，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21号的告白作锡良。

[212]《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下引《中国日报》文章，除注明者外，篇名、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21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14]《宋教仁日记》，第323页，1907年1月11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215]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

[216]《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鹃声》复刊第1号。

[217]《呓语》，《东亚月报》第2号。

[218]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

[219]《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220]同注2。

[221]《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

[222]真：《与友人论种族革命党及社会革命党》，《新世纪》第8号。

[223]《民报》第22号。

[224]《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

[225]意公：《与章炳麟书》。

[226]意公：《与章炳麟书》。

[227]快：《参看17号〈新纪元报〉》，北京《民主报》，1912年9月18日。

[228]同注1。

[229]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中兴报》，1909年12月6日。

[230]同注1。

[231]《本报谨白》，《民报》第26号。

[232]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233]意公：《与章炳麟书》。

[234]同注2。

[235]《国父全书》，第412页。

[236]《为〈中兴报〉集股等事致邓泽如函》云：“现在本坡百务交迫，各同志皆陷于绝境，多有自顾不暇之势，故弟处已绝粮矣。”见《国父全书》，第415页。

[237]《国父全书》，第413页。

[238]意公：《与章炳麟书》。

[239]同注1。

[240]意公：《与章炳麟书》。

[241]《本报告白》，《新世纪》第116号。

[242]《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243]同注1。

[244]同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