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民报〉检举状》是章太炎盛怒之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陶成章对章太炎的影响，也反映了章太炎长期积郁的对孙中山的不满，还反映了章太炎思想性格中的弱点：主观、武断、感情用事。
（一）指责续刊《民报》为伪。章太炎说：“《民报》于去年阳历十月，出至二十四期，即被日本政府封禁。时鄙人实为社长，躬自对簿。延至今日，突有伪《民报》出现，主之者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202]汪精卫是前《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为什么他主编的《民报》就是“伪”呢？章太炎的理由是：《民报》被封禁时，自己是社长，曾在法庭上代表《民报》和日本政府打官司。
（二）指责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章太炎说：“（鄙人）出狱之后，主任《民报》，几及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者也。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腹心，词锋所及，多涉标榜。”《民报》前期，汪精卫、胡汉民曾在他们的文章中，阐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章太炎对此看不惯。他以“主任《民报》”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自夸，正说明他和孙中山的思想之间有扞格难合之处。
（三）指责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的经济困难，“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章太炎说：《民报》经费多次支绌。第一次在1908年春天，由于萍、浏、醴起义后，《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因此不仅付不出印刷费和房租，而且民报社连伙食都开不出，人迹杳无。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南洋，要求孙中山接济，或派胡汉民、汪精卫东渡，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第二次在1908年秋，章太炎印制股票数百份，托陶成章带到南洋募捐，但孙中山“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第三次在《民报》被封后，准备迁地出版，同时，诉讼失败，日本政府判令交纳罚金一百五十元，章太炎交纳不出，亲身跑到警察署，准备坐牢，以苦役代罚金，幸得友人资助告免。章太炎愤愤地说：“夫身当其事者，亲受诟辱则如此；从旁相助者，竭蹶营谋则如彼；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民报》经费困难是事实，章太炎辛苦支撑《民报》也是事实，但说孙中山“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则是主观臆想。
（四）指责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章太炎说：“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四五年中，名誉转大，一二奋激之士，过自谦挹，奖成威柄，推为盟长，同志又作《民报》以表意见……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与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章太炎提出的主要事实有两项。一为1907年春，孙中山接收日本政府赠款事，章太炎斥之为“密受外贿”。为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等地军费开支事。据章太炎统计，1907年孙中山南行，四处筹款，不下三四十万，但开销只有四万不到。他说：“镇南关、河口之役，军械至少，钦、廉亦未有大宗军火，先后所购之铳，仅二百余支，此外则机关铳四门，更无余器（此皆黄兴口说）。计其价值，不盈三万，所余款项，竟在何处？若云已悉散之会党，由今核实，则关仁甫之攻河口也，所领薪水，但及三千，许雪秋亦得三千，梁秀春二千而已。先后所散，略及万金。是则其说亦伪。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款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在所有指责里，这一条最有损于孙中山的形象，因而也最使孙中山感到恼火和委屈。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自述因投身革命而使家庭破产的事实：“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并说：“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203](www.xing528.com)
（五）指责孙中山卖国卖友。章太炎说：“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又说：“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速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这一条指责很厉害，但由于过分无稽，因而人们并不大相信。
（六）劝阻华侨为续刊《民报》捐款。章太炎说：“令告诸君，今之《民报》非即昔之《民报》。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力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这一条是釜底抽薪，目的在断绝续刊《民报》的经费来源。
透过凹凸镜看世界，一切都改变了样子。在章太炎的笔下，孙中山这个伟大的革命家成了贪财黩货的江湖骗子，他的行为一无可取。章太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章太炎的这份《检举状》先在东京《日华新报》上发表。11月6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全文刊出，改题为《章炳麟宣布孙文罪状书》。同月11日、27日、29日，又分三天刊出了李燮和等的《孙文罪状》。编者以无限轻蔑的口吻在跋语中说：“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借有限之钱财，如是焉而已。”[204]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一直利用这两份“罪状”作为进攻革命党人的炮弹。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编印反动小册子《国贼孙文》，也从中撷取了不少材料。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散发和流布对革命党人的威信是个巨大的打击，也给同盟会的募捐活动制造了巨大困难。最初，黄兴持克制态度，仅在《民报》第26号刊登告白，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并不准备展开辩论[205]。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决定拿出撒手锏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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