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合一的新章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龙华会章程》^[162]因为主张土地公有，很受史家注目。《章程》说：“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不少论著都乐于引证和评论这段文字，但是，《章程》本身需要加以考订的若干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并从而得到正确解决。

认真读过《龙华会章程》的人，都会发觉其中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它的标题上大书着“龙华会”字样，而《会规十条》中的《命名》条却说：“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龙华会是浙江哥老会的一个支派，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有它的始末；关于革命协会，该书也有记载，云：“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镕铸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协会。”^[163]如果《章程》属革命协会，应为1908年事，但《檄文》之末却明白写着“甲辰正月朔日”，即1904年2月16日，恰当龙华会兴盛之时。那么，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到底是1908年革命协会的章程，还是1904年龙华会的章程？

最能说明现今《章程》主属问题的证据，首先在《章程》自身。

第一，《章程》正文说明了会名叫“革命协会”。它说：“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它还有“我们这个革命协会”、“我们这个协会”等语。特别是《檄文》部分，开宗明义就问：“怎样叫做革命？”接着答，“革命就是造反”，并详加诠释、发挥。它为何首先在“革命”一词上大做文章呢？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该团体系以“革命”二字命名的缘故。

第二，《章程》约束的对象是一批而不是某个会党团体。《会规十条》说：“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入会规矩之次序》说：“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各照各会各教各党的老规矩。”可见，它约束的对象包括了洪家（红帮）、潘家（青帮）这哥老会的两大派，包括了各教各会各党。这种情况，龙华会是无法办到的。

第三，《章程》变更了会党旧有的章制。《章程》虽称它的官职、制度与各会党是一样的，实际却有增损，名称都有所变更。这些变更当然是为着将各会党统一在协会内。其中最突出的变更是入会式。哥老会崇敬五祖、桃园结义、梁山泊和瓦岗寨，它的开山式与入会式是“场中正面坛中，设五祖、关圣等神”。龙华会是终南会的一支，终南会票布的中央即标明“关圣帝君之位”。《章程》则规定：“凡进我们这个协会的规矩，最好是在岳庙里。”无论在何处，均须“设立公案，写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的神位一个”，配以杨再兴、牛皋、施全。以对岳飞的崇拜代替对关羽的崇拜，明显不同于包括龙华会在内的任何一个会党团体。

第四，《章程》规定的活动范围与《浙案纪略》所载革命协会活动范围相同。《附录》说，拟将各股力量分为五省十路，这五省恰好是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

以上四点表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正是“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镕铸而一之”的“新章”，亦即革命协会的章程。

确认《章程》属革命协会，除它自身外，其他方面也并不乏明证。1910年，日本侦探山口升奉派来中国调查革命党、保皇党和会党等各方面情况，回国后写过一份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164]的报告书，其第三卷《中清地方》的第三章即为《江南的革命协会》。该章内分五节：《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式》、《新中国军政署职官表》、《五省十路》。《章程》被删节、合并或分割，纳入相应的节内。这一材料说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在当时确实是被称作革命协会章程的。

用山口报告书作证明也有其弱点，它没有著录《檄文》。好在《檄文》与《章程》其他部分的联系是紧密的。它开篇就阐发了会名的含义，篇末还署明发布者为“新中国军政省”，即出自革命协会的中枢机关。仅此两点，就表明《檄文》不能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山口引用《章程》是为充实情报，不是为保存文献，他不引《檄文》，并不能动摇《檄文》在全篇中的地位。

不过，《章程》的主属问题至此并未最终解决。会名“龙华”，发布于“甲辰”，都是《章程》自己标明的，多数论者对此深信不疑。既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为何又标上“龙华会”和“甲辰”年呢？个别企图解决《章程》主属问题的论者也在此踯躅不前^[165]，因此，要彻底解决《章程》的主属问题，就不能绕过文件自身设置的难关。

其实，《章程》到底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每一种历史文件都必然留有它产生的那个时间的痕迹。《龙华会章程》也不会例外。关于这点，可以考察《檄文》的内容。

《檄文》说：

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列位要晓得“立宪”二字怎么样解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中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

这段谈立宪的话，既揭露了搞立宪骗局的清朝政府，也谴责了企望清廷的立宪派和某些外国人。立宪主张在国内抬头，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曰：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及至日胜俄败，“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166]。这年，有孙宝琦、张之洞、魏光焘、岑春煊奏请清廷立宪。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载泽等回国后即奏请宣布立宪。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所谓“仿行”，意即照外国样子办。《檄文》既涉及清廷的假立宪，它怎么可能写成于动议立宪之前的“甲辰正月朔日”呢？在预备立宪的名义下，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中央官制，更定了几个部的名称，并增设资政院及审计院，集权于满洲亲贵。次年，开始改变地方官制，7月，颁布外官制，收回了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一切，不正是《檄文》所谴责的“外面看看像是照外国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中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吗？因此，它的写作时间，只能在清朝政府开始实行内外官制改革之后。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等语，也是有事实可稽的。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拥护立宪，梁启超、蒋智由等邀犬养毅等八名日本人参加。犬养在会上说：“诸君如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而研究之，结果不认革命为必要，如立宪党之主张也，则不革命亦可。”^[167]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平刚等冲击会场，打跑了梁启超，张继登台演说。这个犬养，起初表示同情革命派，现又食言自肥，因而，激起革命党人不满，张继曾严词诘问。事后，章太炎又作《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168]记其事，并发长论批驳犬养。《檄文》所云，应是隐指其事。

《檄文》又说：

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虽然成功之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亦未可知。(www.xing528.com)

这段话一般地反对立宪，无论其为君主为共和，而主张“定为无政府”，显系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它所说的共和立宪，亦即民主共和，这乃是当时革命派的基本政治主张。处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看到欧美各国“贫富不均”，“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但他认为在中国可以采用“平均地权”的办法加以预防；对共和立宪，则始终坚信。共和立宪作为救国之道，在同盟会成立前后，除受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攻击外，革命派内部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到了1907年，这个主张才开始在内部受到一些人的起劲反对，这些人拥护或倾向无政府主义，自成一个小派别。他们说：“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169]又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拔而去之。”^[170]张继在锦辉馆持以批驳犬养毅的，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171]。《檄文》所宣传的，也正是这个派别的观点。同盟会内这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是以1907年6月刘师培、何震发刊《天义》报和张继、刘师培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为标志的。《檄文》的草拟，当然也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檄文还说：

单只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份驻扎旗兵，监守着我们。还要我们辛苦地种出田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

这里提到的“狗屁上谕”何所指？稽之文献，甲辰正月之前没有内容相似的上谕，而在1907年秋，倒有一通《旗丁改筹生计谕》，中云：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压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旗丁归农之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172]

细究两者，该谕提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派旗兵“各省分设驻防”，“绥靖疆域”，《檄文》就指责清朝“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份驻扎旗兵”。该谕要求各地方官为驻防旗丁授田购买土地，《檄文》就指责其“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谈谕有“时价分购”，旗丁归农后“一切与齐民无异”。“化除畛域，共作国民”，“一视同仁”的说法，《檄文》就指责其“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两相比较，可见《檄文》所抨击的“狗屁上谕”，正是这通《旗丁改筹生计谕》。革命党人对这通上谕是很注意的，曾经在《民报》上揭露其反动实质^[173]。

以上三处所涉及的时事，均集中于1907年的夏秋，这说明《檄文》不可能产生于1904年初，《章程》自署的“甲辰正月朔日”，纯系倒填。《旗丁改筹生计谕》颁布于1907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檄文》称之为“近来”之事，可见《檄文》应写于此后不久的1907年冬或1908年春。陶成章说，革命协会“新章”的制定在1908年春夏间，《檄文》自身显示的写作时间是与之相符的。这一点，也是《章程》即革命协会章程的有力证明。

至此，可以进而讨论《章程》标明的会名问题了。“龙华会”亦名“龙华山”，会主沈奠（荣卿），副会长张恭、周华昌，原是终南会骨干。后来终南会首领或死或走，他们便另立龙华会，时间约在1902年。1904年夏秋间，在浙江联络会党的魏兰结识沈英、张恭，继又引陶成章前往，以发动龙华会响应夏历十月初十日的华兴会长沙起义。此后，龙华会成了光复会联系的一支重要的会党力量。秋瑾组织光复会，“恃以为大本营者，即此会也”。但是，龙华会在光复军失败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后再没有恢复过活动。

龙华会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关系虽很密切，但从前文举出的例证看，现今的《章程》并不是它的章程，而是多个会党联合的章程。那么，这样一个章程为什么又标上龙华会的名称呢？不妨看两段材料。

山口报告书说：

于是，陶成章、沈英、张恭等首倡者即联合归国留日学生等，纠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在杭州召开大会，统一各会党结为一团，建立一个名为龙华山汉族同登普渡堂革命协会的组织。

《中国秘密社会史》说：

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

比较之下，两条材料，译笔虽异，内容文字却基本相同，这至少可以估计它们是出自同一个原始资料。唯一较大差别，仅在于会名。但通过这一对比，就可以明确问题所在了。第一，平山所说的“龙华会”，虽有浙江龙华会首沈英、张恭介入，按其内容，却正是山口说的革命协会，而非浙江龙华会。《龙华会章程》系这段文字的附录，它理应是革命协会章程，当无疑义。第二，关于会名，山口报告书显然是照所据原始资料移录的，记载的是全名，而《中国秘密社会史》却由于作者方面的原因，不顾会党名称有会名、山名、堂名的区别，给变成了“龙华会”。误植的会名和倒填的时间，不经考察，被轻易地联系在一起，便酿成一件疑案。

附带还可以指出，山口、平山都没有说明革命协会倡议的时间，其原因可能在于无法解决《章程》自署时间和协会实际倡议时间的冲突，只好回避了事。山口不著录《檄文》，很可能也出于此因。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下一个结论：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实即1908年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章程。章程自署年月是有意倒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