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到东京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山头。
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函，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132]，必须“另行组织新机关”[133]。他说：“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晦气罢了！”[134]在此同时，又积极争取章太炎，以光复会成立在先来打动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135]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任庶务员，沈家康任书记员[136]。不久，新加坡、文岛等地陆续建立分会。由于基本群众在南洋，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以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137]。
后期光复会收容了同盟会包括原华兴会内对孙中山不满的分子，以同盟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但是，比起同盟会，它在不少方面都倒退了。
章太炎是后期光复会中唯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他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成分进一步增加。3月10日，他和陶成章在东京一起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缘起》中说：“恨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同人有忧之，爰设一报”，借以“明正道，辟邪词”。[138]中国是个封建古国，清王朝是个实行高度封建专制主义的王朝，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欧学”，即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化，仍然可以发挥其进步作用，但是，《教育今语杂志》却视为“邪词”，要“辟”。在此之前，续刊《民报》正在介绍卢梭的《民约论》，《教育今语杂志》的出版可以说唱的是对台戏。同年由章太炎编辑的《学林》也一样充满了国粹气。该刊《缘起》说：“世人多急〈利〉近功，以占学不足治，惟异化之务”，它号召“一二耆儒故老”起来挽救即将“坠入粪壤”的“文武之道”[139]。这里所说的“异化”，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潮，所谓“文武之道”，指的是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精神枷锁的封建文化。在该刊第2期上，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秦政记》，歌颂“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的“天子”，说是“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同期发表的《非黄》则抨击“尚贤”、“任众”的民主政治，说是“诚听法，虽专任，与武断莫比；诚尚贤，虽任众，与武断奚分？”如果说，1908年章太炎发表《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时，还曾经特别提出了一个“恢廓民权”的方案，那么，这一时期，他已经更多地神往于“王者一人秉权于上”的法家专制主义了。
陶成章是后期光复会的组织者和实际领导人。这一时期，他的活动逐渐向改良主义方向靠近。
前文指出，当张继等迷信“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时，陶成章仍然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光复会重建时，他却抛弃了自己的主张。在《致石哥函》中，他说：“夫我辈之目的，在一举覆清，若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又说：“如不用暗杀，则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140]和人民群众缺乏充分的联系，实行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是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弱点，但是，这些起义毕竟打击了清朝统治，锻炼了革命者，教育了群众，不能称为“有害无益”，更不能称为“祸莫大焉”，至于所谓“必引外国人之干涉”云云，更是被革命派痛驳过的改良派论调。
当时，国内各省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他们武装反清的总目标一致，只在策略上互有歧异：“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141]这本来并不难统一，对于上述各种力量，陶成章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他说：“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求运动整顿，其将奈之何哉！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以给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本己之方针，且先乱矣。秦末之项羽，隋末之李密，其失败皆因此也。”[142]在陶成章看来，多一些人革命反而会造成麻烦，唯此一家最好，因此，他给光复会规定了“必不汲汲扩张”的关门主义方针[143]。《浙案纪略》中，陶成章说：“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这可以说是陶成章的夫子自道。
一不靠武装起义，二不靠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陶成章靠什么“一举覆清”呢？他靠的是暗杀活动。光复会重建后，他曾建议集款数千金或万金，专办此事，以振动华侨，扩大影响[144]。甚至，他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一个实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收罗一批美女，在北京开设妓院，诱惑满族亲贵，席间放毒，一网打尽[145]。
弱者和穷途窘促的人常常盼望奇迹，妓院方略的提出，说明了陶成章和同盟会分裂后，既软弱无力，又穷途窘促。
当然，生活中出现奇迹的可能并不大，这一点，陶成章完全明白。因此，他为后期光复会规定的方针是“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146]。据他说，如果能得到两三个有资本的学生的赞成，就于愿已足。光复会重建后，陶成章立即和章太炎编辑《教育今语杂志》，目的在此；随之，他在东京埋头编写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目的也在此。1911年初，他又曾计划到南洋找一个寺院住下，专力编撰教科书。《致柱哥》函云：“盖弟近立定主意，不为虚耗金钱之事，更不为无益之举，而虚耗其精神，实事求是，以图渐进，不为躐等。”[147]
“虚耗金钱”、“无益之举”云云，指的都是武装起义，“渐进”云云，指的就是教育。“不为躐等”云云，完全是改良派的爬行哲学。和刘师培、章太炎一样，陶成章也经历了一个从“左”到右的转化。
反革命的暴力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是，历史证明了，使清朝皇帝滚下龙座的还是武昌新军手中的枪炮，而不是陶成章的“教育根本”论。
在经费问题上，后期光复会也逐渐效法改良派。
同盟会解决经费问题靠在华侨中募捐，这使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能联系群众。后期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主张靠经商，他说：“历观万事，皆与财政相为因果，然财政之道，非自行筹划无由，此商业之所以不得不速为经营。”[148]为此，他和李燮和等积极筹办商业公司，计划经营教科书籍、图画、科学仪器、体操、音乐用具、学校用品、衣衫、牙粉、肥皂等；并计划把《教育今语杂志》改变为广告机关[149]。这一套，都是流亡海外的改良派的做法。
由于分裂不得人心，光复会重建会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
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下来。本来，陶成章已经编印好了《布告同志书》一册，“直言孙文种种之非”。由于舆论，包括光复会内部的强烈反对，仅散发了九册，不得不宣布“余皆不寄了”[150]。(www.xing528.com)
其次是陶成章视为“吾辈面目所存”的《教育今语杂志》停刊。陶成章原以为该刊发行后会“普及南方各地”，结果只售出了不到三百本，大部分搁置在代派所无人问津[151]，已销之款又迟迟收不到，因而“亏折甚巨”[152]，“真正困难万分”[153]。
再次是筹款门路均已断绝。据陶成章说：内地可筹之处，久已筹之一空；东京万无可筹[154]；南洋呢？所筹之款又不见寄来，气得他准备发表声明，将不再向南洋各地募捐[155]。
此外，商业活动也进行得极不顺利。陶成章《致柱中》函云：“祈老哥善自珍重，勿以经商目的之不能遽遂，多生烦懑，致生理有碍也。”[156]
按照计划，陶成章还准备创办《光复报》与《光复杂志》，但都因找不到作文之人而告吹。据陶成章说：章太炎虽有几个弟子，但多半是为了学成后往内地当教员，“非特不肯作文，且亦不能请其作文”，其中虽有一二稍有志者，但“皆欲独善其身”，不愿意介入。章太炎本人呢？“乃其不肯作文何”！章太炎反对创办《光复报》和《光复杂志》[157]。这一时期，陶、章之间可能也产生了某种矛盾。
革命需要团结，陶成章肆无忌惮的分裂行为使他陷入了四面楚歌中。在东京，他觉得“实在难以过日”[158]；回南洋吧，当地同盟会员反对分裂的呼声很高，“风潮方作，来反遭忌”[159]。一直踌躇到1911年4月，他才从东京回到南洋，已经是广州起义的前夜了。
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黄兴电邀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参加，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160]，主动向光复会伸出了合作之手。李燮和等积极响应。1910年10月，李燮和受槟港同志委托，参加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随即回槟港传达，动员华侨捐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得一万七千余元，由李燮和、陈方度带给了黄兴。不久，胡国梁、柳聘农也带着募得的五千元赶到香港，向统筹部报到，一起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161]。
与此同时，陶成章也应李燮和、王文庆电召，到达香港，表示出和同盟会合作的意向。这样，在经过了长期的分裂之后，同盟、光复矛盾重重的关系出现了转机。但不幸的是，这一转机很快就消失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极为悲愤。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赵声腹痛剧作，延医诊治，知为盲肠炎，经割治无效，于5月18日逝世。赵声先是光复会员，后加入同盟会，是在双方会员中都具有威望的革命者。对赵声之死，陶成章疑为胡汉民所毒，进一步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其后，陶成章回到上海，在嵩山路沈宅开会时与陈其美发生冲突，陈掏枪欲打陶成章。数日后，陶匆匆离开上海，再返南洋。于是，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矛盾，同盟、光复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它埋下了辛亥革命后两会继续摩擦、龃龉、对立的种子。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分歧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满、怀疑以至绝望的情绪。同时，中国又是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抬头的情况下，同盟会中有人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中国同盟会的分裂发生于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之后，张继、刘师培诸人的行为不少是对后者的模仿。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问题上向同盟会提出了挑战。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和其由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特殊软弱性，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已经被证明了不是很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回答“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挑战上，当然更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自身同样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书面上、口头上，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发出极端革命的大言壮语，沉溺于“无政府革命”的狂热幻想，然而，却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中有些人很快向右转，倒向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或颓唐，或倒退，或动摇，或叛变投降。
同盟会的分裂渊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需要以大局为重的广阔胸襟和高度的组织观念，而这，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推翻这两个敌人，不仅需要强大的阶级力量，也需要号令一致、步伐一致的战斗。当领导这一革命的司令部——同盟会处于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态时，历史就已经决定了这次革命必然是一次巨大的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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