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表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活跃阶段。1901年，在片山潜领导下，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组织平民社，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片山潜说：“尽管在我们中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尽管我们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之中，不善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跟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稀奇古怪的杂拌。”[32]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除“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外，别无其他革命的途径。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日本社会党开始分裂后不久，张继、章太炎等便和硬派发生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06年，张继根据幸德秋水的日译本，转译了马拉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1907年春，他和章太炎通过北一辉的关系结识幸德秋水，深受影响。在幸德秋水的遗物中，保存有章太炎、张继一封求教的手札，中云：“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三月二十六日。”[33]此后，双方来往日益密切。陶冶公回忆说：“（我们）参加了日本原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为首组织的座谈会”，“经常以旅行玩山游水为名，到东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开会”。[34]不仅如此，幸德秋水等有时还深入中国留学生宿舍，大谈特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35]。这样，在中国留日学生和革命者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对于这一派别，幸德秋水描述说：“亡命的革命党中多数青年，则已不满足于以往搞的驱逐鞑虏、复我中华、创立宪政，创立共和政体等运动，而进一步主张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中最进步的人则热心倡导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或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把几万册杂志、小册子陆续秘密输入其国内。”“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另外要谋求人民幸福之途。”[36]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37]。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开始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筹组亚洲和亲会。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主张凡亚洲人，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可入会[38]。中国方面参加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参加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和亲会约章表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它规定“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在上之人”的传统主张。6月，刘师培通过他的妻子何震出面创办《天义报》，声称其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39]。同月，正当倒孙风潮大起的时候，张继和刘师培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其广告称：“近日以来，社会主义盛于欧美，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因此，他们要研究“社会主义”[40]。这份广告实际上是另树一帜的宣言书，它应是刘师培改组同盟会本部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的产物。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社会主义讲习会”于8月31日召开成立会。会上，刘师培表明了和孙中山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他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据他说，如果“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那就“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其结果必将是“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41]。“建立民国”是孙中山为同盟会规定的重要任务，刘师培这里所指责的“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显然针对孙中山和同盟会而言。它表明，刘师培等决心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幸德秋水参加了成立会，在演说中，他声言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两派，“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又表示：“中日两国，地域相近”，“两国国民，均可相互扶助”，“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42]。
最初，“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活动一次，后来改为每月活动两次。在讲习会上发表演说，中国方面有张继、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何震、汪公权、景定成、乔义生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宫崎民藏等。
章太炎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曾先后作过《国家论》、《人之根性恶》等讲演。1907年12月，又曾提议派张继去青岛举办讲习会。当时，山东同盟会员邀请章太炎等派人去青岛办学，章回信说：“鄙意学堂不当骤办，盖此事既须经费，讲师又不易求，不如专在学会讲社会主义为妙。溥泉可至青岛一游，与同人开讲社会主义一两礼拜。”[43]张继所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无政府主义。同一时期，章太炎在为张继所译《无政府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也说：“若能循《齐物》之眇义，任夔蚿之各适，一人百族，势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学，旷绝人间，老死自得，无宜强相陵逼，引入区中，庶几吹万不同，使其自已，斯盖马氏所未逮欤？”[44]章太炎这里所说的“马氏”，就是意大利老无政府主义者马拉跌士达。在章太炎看来，无政府主义虽然赶不上庄子的《齐物论》，但它还是实现人类平等、救护贫民的好药方：“然其批捣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埃，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复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岂弟首途，必自兹始。虽有大智，孰能异其说耶？谅知大戟荛花，是时为帝者也。”[45]
章太炎之外，陶成章也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记载说：“（丁未）冬，在清风亭，偕张继等演说，提倡社会主义。”[46]这里所说的清风亭，正是社会主义讲习会集会的常用地点。
社会主义讲习会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刘师培还为中译本写了个序。他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不易之说”[47]，“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48]。但是，刘师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又还远远不够。其一，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作为手段之一的议会斗争，这在他看来，就是导致第二国际“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的根由[49]。其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在推翻了旧制度之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在他看来，就是使人还要成为国家的奴隶，“均背于平等之旨”[50]。
“社会主义讲习会”推崇蒲鲁东、巴枯宁、施蒂纳尔、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也推崇极端仇视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政治”的托尔斯泰主义。
在他们看来，巴枯宁堪称“近世之英杰”[51]，施蒂纳尔的学说“最为高尚”[52]，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最为圆满”，“悉以科学为根据”。[53]托尔斯泰主义被称为“消极无政府主义”，“足箴中国新党之迷”。[54]他们不要政府，不要国家，不要政治，不要军队，不要法律，幻想立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
章太炎的思想和刘师培等略有不同。他认为不能立即废除一切政府，而必须设新政府以为“无政府之阶”，同时，他又认为不能以“无政府”为最高理想，而应该“高蹈”尽善尽美的“太虚”，即除“无政府”之外，还要“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55]在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思想里，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是密切结合着的。
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工业还很微弱，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阶段，“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拒绝接受，有其历史必然性。
如果连马克思主义都还被认为革命性不够，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就更不在话下。“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和孙中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1.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矛头指向对外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它包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内容。但是，无可否认，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有某种幻想。他长年奔走世界各地，固然是为了发动华侨，但也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民报》六大主义即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56]。对于日本政府，他尤其寄以希望。章太炎等人则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绝不可能赞助中国革命，也反对向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上述条文，章太炎解释道：“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57]他声言：“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58]，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之所以使章太炎等那样激动，其原因盖在此。
应该承认，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章太炎等优于孙中山，但是，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他们的对华政策（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在不丧失原则的条件下，革命党人并非不可以接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某种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2.在对民主立宪的态度上。孙中山指责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主张通过“政治革命”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59]。《同盟会宣言》规定：“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60]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于中国“最为相宜”。(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则不然。他们不仅反对君主立宪，而且也反对民主立宪。章太炎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棰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61]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大声疾呼：“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62]陶成章也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63]在当时，他们尤为激烈地反对代议制度，章太炎指责议院为国家“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的工具，把“议士”和政府、官吏一起视为“天下之最下流者”[64]。刘师培则指责议会政策为万恶之源，认为“凡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65]。
20世纪初年，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制度弊端百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比之封建专制制度来，仍然是个大进步。
3.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因此，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外，特别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核定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66]，《民报》称之为“土地国有”。孙中山主观上企图以此来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弊端，而实际上，它只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买卖适合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列宁曾称之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67]。
《民报》时期，孙中山还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但《同盟会宣言》中有“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一语[68]，《民报》在和《新民丛报》辩论时，曾特别指出，国民经济命脉不能“归一二私人所垄断”[69]，要求将邮政、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诸事业收归国家所有。可见，孙中山等反对的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切资本主义。
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不同，章太炎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70]；陶成章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71]。刘师培则主张通过“农人革命”以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口均分，“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72]。他尖锐地抨击同盟会的“土地财产国有之说”，指责其为“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73]。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刘师培反对任何政权机构来干预土地问题，而主张诉诸农民群众完全自发的行动。
刘师培等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这自然较孙中山和同盟会为急进，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刘师培主张“杀尽资本家”[74]，称实业为“民生之蠹”。据他说：工业日进，机械日新，那么，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难[75]。章太炎认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轮舰；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么机械[76]。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甚至公然主张人类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77]。
4.在革命策略上，孙中山主张发动会党、新军以进行武装起义。1895年，孙中山即在广州举行了武装反清的最初尝试。1906年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边境发动起义。整个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这一点上，孙中山始终坚定如一。
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1907年，张继译出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该书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以“直接行动”——全社会的总同盟罢工作为“工人阶级反抗掠夺者的不二法门”[78]。刘师培、章太炎均曾为之作序。刘序认为，如果罗列的策略能够在中国推行起来，就会出现“握政之人，丧其所依”的局面，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他批评孙中山发动会党以进行武装起义的策略为“罔恤民劳”[79]。章序的观点与刘序大体相近。他天真地设想：只要全体劳动者发动起来，“一市之间，闭门七日”，那么，不仅统治者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而且连军队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80]。这一时期，在东京的一些集会上，章太炎、刘师培、张继三人曾密切配合，多次宣扬过总同盟罢工。例如1907年11月，留日中国学生因收回苏杭甬路权事在东京集会，即首由章太炎建议运动省城罢市、罢工，次由刘师培声称“惟罢市，罢工尚为有益”，末由张继“申明无政府主义罢工之说”[81]。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中，陶成章这一时期是主张武装起义的，但和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不同，他主张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发动。为此，他于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
双方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大体如上，它们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真正原因。关于此，日人竹内善朔说：“到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张继、刘光汉[82]（当时都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换言之，不依靠外力而要自力更生的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也曾提到，这大概是明治四十年孙逸仙从日本政府（？）某机关得到五千日元（当时我们听说是由犬养毅派人从中斡旋的）后离开日本的原因。《民报》社的人们都指责这件事，说孙文被收买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孙文看来，对于当时留日青年中的这种思想变化情况，继续在日本待下去也无能为力了。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之间构成了发生内讧的原因。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话，这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别问题如出一辙。可以说，思想的成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而且其中又掺杂了感情活动。”[83]竹内善朔是幸德派的金曜讲演会成员，同盟会分裂的目击者，他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的观点中除谬误的成分外，也有若干合理的成分，但是，极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把它们扭曲了。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这一阶级经常在“左”和右两极滚动。列宁指出道：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84]。“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亲身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亲眼看见了或听到了日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罪恶，因此，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绝望。刘师培等认为，与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还不如保持封建主义。刘师培声称：“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代议之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85]章太炎也表示，如果没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财产相续、解散议员等四条作为保证，那么，“勿论君民立宪，皆不如专制之为愈”[86]。他说：“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87]，“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88]。这就从“左”边滑到右边去了。
1907年冬，由于悲观失望，章太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他先是通过清朝政府驻长崎领事卞
昌向张之洞谋求路费，未成，又连续给短期归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五封信，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89]。他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到上海后，刘师培立即写信向端方自首。次年1月，张继因参加幸德派的第二十次金曜讲演会，被日本警察追捕，辗转逃往法国[90]。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就失去了一员干将。其后，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继续高唱无政府主义，暗中则为清朝政府做侦探。4月，章太炎与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之间因事吵翻，章太炎从刘、何的住处搬回民报社。6月，发表《排满平议》，明确表示和无政府主义决裂，宣称“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91]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此后，刘师培夫妇逐渐受到东京中国革命党人的冷落。在此期间，刘师培、陶成章之间也发生不和。这年11月，刘氏夫妇回到上海。为了制造混乱，挑拨关系，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的五封信影印寄给了黄兴等人。黄兴当时“一笑置之”[92]，但以后却从这五封信引发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本来就相当复杂，由于出现了刘师培一流内奸，它就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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