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秘档:帝制到共和》杨天石解读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封建知识分子，没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当然，封建知识分子也不是只有一种类型、铁板一块。有朱熹那样代表地主阶级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热心为封建制度卫道的知识分子；也有李卓吾、戴震、曹雪芹那样不满封建束缚，梦想未来社会和新生活的异端知识分子。但是我想，那个时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都会同意的。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萌生于洋务运动中。在那个时期，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于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掌握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封建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这批人，可以称为洋务知识分子。此后，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主流，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变化，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遂勃然兴起，并给予中国社会以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以为，活跃于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或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洋务知识分子因为人数少，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影响不大，而且大体上可以纳入维新知识分子的范畴，故本文略而不论。维新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刚刚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旧思想、旧影响还比较多，新思想还不充分、不成熟。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只搞维新（改良），不搞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不搞民主共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期间，梁启超曾大讲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大讲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中国的垄断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竞争，即使让劳动者吃点亏也是应该的。在政治上，他们求稳怕乱，力图通过君主立宪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以为这才是代表中国资本家阶级利益和发展要求的言论。后来的立宪知识分子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在维新知识分子中间，康有为提出过大同理想，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是一种乌托邦，不是康有为的现实政治纲领，不影响他作为维新知识分子的性质。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常常可以超出于特定阶级的局限之外，融汇、接受其他阶级的思想。以为一个人头脑里，只能有一个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思想，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黄兴是共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较少，接受的封建文化影响也较少，相反，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则较多。和维新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是更完全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同时，又不同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希望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当然，这批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只接受民主革命，反对社会革命，千方百计地要将“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政策”。这部分人，后来成为共和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五四运动以后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共产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其代表。他们继承了共和知识分子中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人的特点，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开始了新探求，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找到了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他们就不只满足于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而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便消灭人世间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明确地以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自任。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主要就是这样一批共产知识分子。(www.xing528.com)

三种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也大量存在着这种转化的事实。维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共和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转化为共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不是很多吗？这种转化，并非由于阶级利益的变化，而是思想的变迁。许多政治上的分歧常常是思想、认识的分歧，有些（注意，不是全部）政治派别的分歧也只是政策、策略的分歧，一切都从经济利益或阶级关系来分析是说不通的。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黄兴之间发生多方面的分歧。孙中山主张立即发动反袁的三次革命，黄兴则主张暂停革命；孙中山主张建立党的领袖的绝对权威，黄兴则坚决反对，甚至因此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主张联日，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为此，不惜向日方提出了中日盟约11条，黄兴则对此持严厉批判态度。这里，你能说反映着阶级关系的不同吗？

当我们纵观戊戌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政治的风云雷雨主要是这三代知识分子活动的结果。随着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嬗变发展，中国近代史也就表现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色彩。

附记：

本文是作者1992年12月29日在上海中山学社所作的学术报告。其中所引孙中山1914年5月致社会党国际局函，根据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应为1915年11月10日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