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同盟会的作用和策略

同盟会领导层在1907年春夏之后，即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长期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灰心失望，并一度产生过抛弃同盟会，另建新党的打算^[184]。这种情况到1910年冬才有所改变。当年6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日本后，陆续会见同盟会骨干。11月，又命刘揆一复兴同盟会本部。自刘揆一被推为庶务，一批新人进入本部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出现转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专注于发动武装起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合法斗争，忽视群众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当1911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生、发展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心一意为筹备中的武装起义募集经费。他既对国内情况隔膜，又怀疑群众热情的持久性。曾经有人向他汇报上海敢死团的情况，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声称：“上海之发生团体向无能坚持长久者，料此团亦不能免蹈此弊。”^[185]当然，不能认为孙中山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必须指出，孙中山不懂得将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使之坚持下去，正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军事起义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波起浪涌，相互促进。和孙中山一样，黄兴也未能对运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曾经有人建议，革命党应利用人们反对英军占领片马的爱国情绪，在云南发动起义，但黄兴由于顾虑会引起国际纠纷，决意将起义改在广州发动^[186]。起义失败后，他为复仇主义情绪所支配，力主以个人之力进行暗杀，仍然忽视对运动的领导或指导。

尽管如此，熊越山、李肇甫、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叶惠钧、刘基炎、陈策、夏重民、孙竹丹、傅梦豪、黄嘉梁、杨大铸、蒋洗凡、萧德明、王葆真、袁麟阁、陈训正、褚辅成等一批同盟会员仍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运动。他们不仅在各类组织、各类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盟友，表现出一定的斗争艺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虽然衰朽不堪，但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仍然十分坚决。2月26日的留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军，其后改名国民会，废弃组织国民军的提法，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因为既名之为“军”，则不仅在日本无法活动，在清政府统治下也无法活动。运动中，同盟会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国民会这一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部分激进分子曾经主张抛弃国民会，“以破竹之势与满洲政府肉搏”^[187]。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力争不提出激烈的口号，不超出合法斗争所许可的范围，一切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以“留日全体学生公启”名义发出的《中国危亡警告书》特意加上“圣上御极”、“两朝圣后，忧国爱民”一类的保护性字眼，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们还力图说明：“国民会惟一之目的在救国，国为大家共有，则救之之道须大家努力。”^[188]此外，《哀告同胞书》声明国民会不提倡革命，归国代表的活动也规定为不得鼓吹革命。所有这些，都便于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并使清政府的镇压失去有力的借口。归国代表们之所以能在国内开展某些活动，这是原因之一。

同盟会的本部设于海外，其活动方式一般为在海外策划，在边疆或沿海地区发动起义；这种“输入式”的革命便于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军饷，其缺点是难于和国内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缺少立足生根之地。留日国民会决定将中国国民总会设于上海，在各地设立分会，这就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国外转入国内，从边疆转入腹地，从而有利于国内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后来，同盟会中部总会将本部设于上海，在各地设分会，显然也出于同一考虑。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政府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谘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运动中，同盟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谘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谘议局进行工作。2月2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参加抗争。3月3日，云南谘议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189]。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谘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谘议局联系，在谘议局的赞同下，或以谘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谘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政府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运动中，同盟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决不足以成事。4月23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政府，会议并就此作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贯彻这一决议，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在运动中，某些同盟会员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例如刘揆一于3月上旬发表的《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主张“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意见书克服了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各民族人民在反对瓜分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书说：“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意见书提出了在各族人民之间“通气谊”、“通业学”等计划，认为这样“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权”。^[190]这是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宋教仁、于右任、范光启等人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宣扬爱国主义，为运动推波助澜，其中以宋教仁的作品最为突出。他先后发表《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承化寺说》、《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俄人何足畏哉》、《讨俄横议》等文，从世界大势、边疆地理、对外交涉等方面立论，说明“对英划界”、“对俄改约”，是“近日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他指责清政府“聋聩成性”、“冥顽不灵”，不知“国际政局推移变化之理”，号召国民“急起直追，以自为计”。^[191]他和陈其美等一起，在联络上海资产阶级、推动商团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鼓吹和实行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07年以后，它的弱点、缺点也已充分暴露，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员的上述做法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稍后，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进行这种转变。但是，形势不等人，在同盟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的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响起来了。

【注释】

[1]《清季外交史料》第144卷。

[2]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抄》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3]《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4]《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5]《中外日报》，1901年4月6日。

[6]《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7]《中外日报》，1901年4月4日。

[8]《苏报》，1903年4月28日。

[9]《苏报》，1903年5月1日。国民总会在实际成立时，定名为国民公会。

[10]《致北洋大臣袁缄》，《浙江潮》第4期。

[11]《苏报》，1903年5月20日。

[12]《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5日。

[13]《大陆》，第2年第4号。

[14]《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

[15]《外务部发商约大臣盛宣怀电》，《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北京图书馆藏。

[16]《时报》，1904年12月29日。

[17]《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电》，《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18]《李傅相来电》，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抄》。

[19]同注1。

[20]《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45。

[21]《集成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上浣。

[22]《申报》，1901年3月28日。

[23]《申报》，1901年4月23日。

[24]《大公报》，1903年5月4日、6月12日。

[25]同注1。

[26]《大公报》，1903年6月13日。

[27]《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23日。

[28]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辛亥革命》（一），第372页。

[29]《苏报》，1903年5月19日。

[30]《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31]《中外日报》，1903年6月30日。

[32]《苏报》，1903年6月5日。

[33]《外务部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旨》，端方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4]《致刘制台、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45。

[35]《大公报》，1903年8月30日。

[36]《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革命逸史》初集。

[37]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8]《俄事警闻》，1903年12月30日。

[39]《俄事警闻》，1903年12月31日。

[40]《书感》，《江苏》第6期。

[41]《抱憾歌》，《江苏》第6期。

[42]《方声洞小史》，《神州日报》，1911年8月2日。“满清政府”四字，原报为“□□政府”。

[43]《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第1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44]《苏报》，1903年6月10日、11日。

[45]《陈梦坡事略》，《革命逸史》初集，第120页。

[46]《苏报》，1903年6月14日。

[47]《苏报》，1903年6月26日。

[48]《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49]《甲辰马福益长沙之役》，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

[50]《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该会自印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51]《科学补习所始末》，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52]《中外日报》，1903年4月28日。

[53]《大公报》，1903年5月5日。

[54]《中外日报》，1903年5月12日、14日。

[55]《苏报》，1903年5月18日。

[56]《苏报》，1903年6月2日。

[57]《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10期。

[58]《中外日报》，1903年7月31日。

[59]《中外日报》，1903年6月7日。

[60]《苏报》，1903年6月12日、13日。

[61]《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卷2。

[62]檀香山《隆记报》，转引自《檀山华侨》。

[63]《大陆》，第3年第2号。

[64]《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

[65]《中外日报》，1901年3月28日。

[66]《苏报》，1903年5月30日。

[67]《苏报》，1903年6月6日。

[68]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第10号。

[69]《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

[70]《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

[71]《俄事警闻》，1904年1月29日。

[72]《警钟日报》，1904年1月10日。

[73]《时事问答》，《中国白话报》第5期。

[74]同注1。

[75]《俄事警闻》，1904年12月22日。

[76]《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2期。

[77]《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

[78]《史学译丛》，1957年第5期，第100页。

[79]《朱臻仕》，《江苏》第7期。

[80]《江苏》第6期。

[81]同注3。

[82]《警钟日报》，1905年1月26日。

[83]《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

[84]《经世文潮》，第4期。

[85]《警钟日报》，1904年3月9日。

[86]《抗俄铁血会檄文》，《大陆》，第2年第4号。

[87]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7页。

[88]《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13号，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二日。

[89]《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90]参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6、6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www.xing528.com)

[9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第512～514页。

[92]同注1。

[93]同注1。

[94]同注1。

[95]《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13号，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二日。

[96]同注1。

[97]《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98]同注7。

[99]《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大陆》，第3年第2号。

[100]《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日本东京青木书店，1989。

[101]《民立报》，1911年2月4日。

[102]《申报》，1911年3月2日。

[103]《云南保界会之宣言书》，《帝国日报》，1911年3月7日、8日。

[104]《千钧一发之云南》，《帝国日报》，1911年3月13日。

[105]以上引文均见1911年3月13日《帝国日报》。

[106]《议长之救亡电》，《民立报》，1911年3月2日。

[107]《神州日报》，1911年3月12日。

[108]《资政临时会小产》，《民立报》，1911年3月21日。

[109]《还说什么临时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27日。

[110]《民立报》，1911年5月17日。

[111]《申报》，1911年2月24日。

[112]《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6～7页。

[113]《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71、95页。

[114]《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50页。

[115]《片马事往来电》，《民立报》，1911年7月15日。

[116]《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58页。

[117]《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101～102页。

[118]《片马之争》，《民立报》，1911年8月15日。

[119]《民立报》，1911年9月29日。

[120]《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第84页。

[121]《曲同丰上陆军部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秘学第258号。

[122]《东京留学生大会》，《时报》，1911年3月11日。

[123]《民立报》，1911年3月1日。

[124]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明治四十四年（1911）3月5日。

[125]《留学生爱国大会补记》，《民立报》，1911年3月12日。

[126]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127]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

[128]《留日中国国民会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神州日报》，1911年4月6～14日。

[129]《留东国民会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130]《留日中国防大学民会近况》，《神州日报》，1911年3月30日。

[131]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ノ行动》，明治四十四年（1911）三月二十一日。

[132]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国国民会总会ノ件》，明治四十四年（1911）三月二十三日。

[133]《留日中国国民会近况》，《神州日报》，1911年3月31日。

[134]《中国国民会总会ノ件》。

[135]《《留东国民会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136]《神州日报》，1911年4月6～14日。

[137]《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

[138]《民立报》，1911年5月4日。

[139]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大会》，明治四十四年（1911）四月二十三日。

[140]《柏林华学生公电》，《时报》，1911年2月22日。

[141]《留德学会电》，《神州日报》，1911年4月2日。

[142]《留美学生公电》，《民立报》，1911年4月4日。

[143]《美洲通信》，《民立报》，1911年8月23日、9月2日。

[14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云南警告》。

[145]《滇代表通告书》，《帝国日报》，1911年8月14、15日。

[146]《时报》，1911年3月10日。

[147]《中国保界大会记事》，《时报》，1911年3月12日。

[148]《上海南北商团均鉴》，《神州日报》，1911年3月12日。

[149]《记全国商团联合会》，《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

[150]《神州日报》，1911年3月17日。

[151]《全国同胞公鉴》，《神州日报》，1911年3月13日。

[152]《丽丽所观剧记》，《民立报》，1911年3月21～22日。

[153]《商团之风云大会》，《民立报》，1911年4月10日。

[154]《全国商团联合会缘起》，《民立报》，1911年4月12～17日。

[155]《全国学界联合会事》，《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

[156]《国民会代表记事》，《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

[157]《欢迎国民会代表》，《民立报》，1911年5月9日。

[158]《民立报》，1911年6月15日。

[159]《商团体育开幕记》，《光华日报》，1911年8月19日。

[160]宣（林白水）：《论上海华商组织义勇队事》，《时报》，1911年3月10日。

[161]《呜呼中国人之言论自由权》，《帝国日报》，1911年3月16日。

[162]《国民军乎拳匪乎》，《神州日报》，1911年3月18日。

[163]《外务部致各督抚英人进兵片马事报传失实请解释电》，《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9。

[164]《汪大燮电告外务部》，《时报》，1911年3月13日。

[165]《电报中之国民军》，《民立报》，1911年4月13日。

[166]《时报》，1911年2月23日。

[167]《瑞督饬禁组织国民军》，《时报》，1911年3月10日。

[168]同注3。

[169]《保定消息》，《神州日报》，1911年3月22日。

[170]《保界会又将查禁》，《民立报》，1911年3月22日。

[171]《敢死团消息》，《神州日报》，1911年3月26日。

[172]《民立报》，1911年5月12日，《光华日报》，1911年7月4日。

[173]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98～401页。

[174]《吉林通讯》，《民立报》，1911年9月18日、29日。

[175]以上引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时局ニ关スル神州民间运动模样报告ノ件》，明治四十四年（1911）三月三十一日。

[176]《闽人报告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3月31日。

[177]《建言报》剪报，见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677～688。

[178]《浙江国民会又盛》，《民立报》，1911年6月11日。

[179]《秘鲁华侨来电》，《时报》，1911年3月6日。

[180]《横滨公电》，《时报》，1911年3月5日。

[181]《华侨创设国民军》，《光华日报》，1911年6月27日。

[182]《民族思想之发达》，《光华日报》，1911年5月26日。

[183]《光华日报》，1911年6月7日、7月8日。

[184]参阅本书《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18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1页，中华书局，1981。

[186]《黄毓英传》，《南社》第10集。

[187]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

[188]《国民会代表记事》，《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

[189]《云南公电》，《时报》，1911年3月5日。

[190]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512～513。

[191]《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民立报》，1911年3月16日。按，《宋教仁集》对此文及《俄人何足畏哉》均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