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留日学生之后，上海各界奋起响应。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尤为活跃。
2月26日留日学生全体大会召开后，云南留学生、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即束装归国。3月5日，到达上海，至《民立报》社会晤宋教仁。旋即发布《通告书》，力陈保卫片马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不欲为亡国民，则必预备死战”，“我国人欲死战，则必先练民兵”。[145]9日，马良、王河屏等人响应云南谘议局的号召，发起组织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并称此举欲“联四百兆有用之身”，“以为政府后盾”。[146]11日，分会在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同盟会员朱少屏、王九龄、沈缦云和女医生张竹君等相继发表演说。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沈缦云称：“前保矿会、路保会等都无实力，以致未能收效。此次应准备实力，庶几收获巨效。”[147]会后，马良再次发表公告，宣布改名为国界调查会。
3月12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沈缦云、王一亭（银行家、工业家、同盟会员）、虞洽卿（轮船公司创办人、银行家、工业家）、胡寄梅（钱商）、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银行、面粉业投资者）、袁恒之（布商）等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声言“西北风云迫在眉睫，同人等现拟组织义勇队，以筹对付之策”[148]。当日召开大会，到会者千数百人。沈缦云提议，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俟各处商团成立，再行组织义勇队，以达“人自为兵”之目的。宋教仁在会上阐述了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修约诸问题的由来，认为“小之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149]。会后，即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为全国商团事务所，一面分函各省商团，一面接受工商各界报名。至3月19日，工、商、学、绅各界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商余学会是上海商界最早响应的团体。3月17日，它通告招收16岁以上青年进行兵学、徒手、器械、枪操等各种训练。培养“商战人材”，“建立商团基础”。[150]
与组织商团同时，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敢死团，并于3月3日发表公启，宣称：“外患日迫，强邻胁我以兵，处此危急之秋，非有死士起而捐躯，毁家纾难，断难救祖国危亡。”[151]至4月20日前后，报名男女共150人。该团以朱家骅为团长，团址设于张静江的通义银行内。它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等人的积极支持。
为资助商团，夏月珊、潘月樵等艺人在新舞台演出《国民爱国》新剧，将所得戏资均作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经费。演出中，观众感泣，争先向台上掷捐。沈缦云即席发演说称：“今日并不愿来观新舞台之《国民爱国》，实愿来观诸君之爱国。”[152]4月9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名誉正会长暂缺。张瑞兰在会上发表演说：“四民之中，士农工三者均无团，惟吾商团发起联合会，可知商在民中，最为热心有志者。”[153]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154]。
商团最初只是商民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家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www.xing528.com)
受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的影响，4月23日，朱伯为等在西园开会，组织中国学界联合会。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辞，他说：“当今时代，当固结团体，一手保守自己，一手抵御外侮，则列强不能侵入。”刚刚归国的留东国民会代表傅梦豪、黄嘉梁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155]。
傅梦豪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月26日，他们举行招待会，上海知识界及商界头面人物沈敦和、王一亭，沈缦云、杨千里、陈其美、包天笑、朱少屏等二十余人出席。傅梦豪在答词中表示：“愿联合各界组成一大团体，作总机关，以激发全国。”[156]
5月7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武体操会、云贵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等十团体发起召开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会上，傅梦豪再次提出：“全国团体总机关之设，为我人不可刻缓之任务。”[157]11日，傅梦豪及山东归国代表蒋洗凡邀请上海各团体及报馆记者集会，讨论成立事务所。6月11日，上海各界四千余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总会成立，以沈缦云为正会长，马相伯为副会长，叶惠钧为坐办。15日发布宣言，声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158]次日，又布告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设立分会。为了支持国民总会，留日中国国民会并派同盟会员章梓到上海工作。
自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上海商团发展迅速。书业、参药业、豆米业、珠玉业、水果业及闸北、沪南、回教等商团纷纷成立并开操。根据7月26日叶惠钧在沪南商团体育研究社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上海商团已发展到2000人之多，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了[159]。
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后，福建、南昌、营口等地陆续建立商团，通州商团还派人到上海联络，《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为通商之大埠，上海商学界之举动，国人恒取为模范。今沪商既有义勇队之组织，全国商学界必竞相效法，将来我国民兵之基础，或因是以立，未可知也。”[160]作者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如果引导得法，商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发展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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