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著作都提到陈天华有一份《要求救亡意见书》，但史学家们迄未见到。1985年，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将它找到了。原件为铅印传单，附于警视总监安立纲之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之后[88]。
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译载德国某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各国商业统计表关于中国领土已不列长城以北，承认其为俄国范围，“此实瓜分政策”云云。这一消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四川学生首先集会，有人提出《要求归政意见书》，主张西太后将“大政”归还光绪皇帝，“以一主权”，同时，要求清政府“宣布立宪以定国是”。该意见书提议于1905年2月4日（夏历元旦）致电清政府，陈述意见，并随撰详细呈文，公举代表二三人到北京伏阙上书[89]。在这一情况下，陈天华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救亡意见书》，在留日学生中散发。
《意见书》全文三千余字。开宗明义，首先说明当时形势和不得已拟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救亡的苦衷。《意见书》称：
近日以来，警电纷至，危迫情形，视前尤急，同人等焦心灼虑，苦无良策，乃于无可如〈何〉之中，作一死中求生之想，则惟有以救亡要求政府也。
《意见书》将清政府譬喻为“管屋者”，将国民譬喻为主人，说是：“主人有屋，托人管理，不慎于火。管理者以非其屋也，将任其延烧，为主人者岂能不以屋如焚焰，必责其赔偿而急促之使救火乎？”
关于请愿的目的，《意见书》说明，在于劝止清政府及其大臣们出卖国家权益。它称：
目的惟何？但使朝廷誓死殉国，勿存为一印度王之思想，卖吾侪以救活；为大臣者实事求是，勿抱一为小朝廷大臣之主义，以吾侪之权利，为彼等富贵之媒。
当时，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国王则成为侵略者卵翼下的儿皇帝。陈天华要求清政府以印度为鉴，不要使中华民族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关于请愿的条件，《意见书》向清政府提出对外条件三项，对内条件四项。对外条件为：1.勿以土地割让于外人，竭死力保护矿山、铁路、航权；2.勿以人民委弃于外人，人民之生命、产业、利权，丝毫不容外人侵犯；3.勿以主权倒授于外人，力杜外人驻兵内地并掌握用人行政之权。对内条件为：1.实行变法；2.早定国是；3.予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权；4.许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意见书》同时提出国民义务四项：1.当兵；2.纳租税；3.募公债；4.为政府奔走开导。《意见书》要求清政府履行条件，国民履行义务，双方处于对等地位。它说：“吾侪之义务有一未尽者，不待政府诛之，吾侪必自诛之。吾侪对于政府尽义务矣，而政府之于吾侪所求者或不许之，或许而阳奉阴违，行之不力，或竟显违吾侪所订之条件，则吾侪必尽吾力之所能以对付于政府，诛一人而十人往，诛十人而百人往。吾侪不死尽，政府不得高枕而卧也。”
《意见书》的主要篇幅是设为问答，以二人辩难的形式，解释各种疑问，说明请愿活动的必要。最后，《意见书》表示，将以留学生全体名义，在两周内赴北京实行。“有志偕行者请至神田西小川町一之一东新社（陈天华住址——笔者），商订出发，反对者请即函告，否则作为默认。”
《意见书》表现了陈天华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认为，国家由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组成，有一个要素不具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意见书》指出：当时帝国主义者纷纷向清政府索取土地和势力范围；在非洲、美洲的华侨和东三省的难民备受帝国主义虐待；主权无一不被外人掌握。因此，中国“早已等于瓜分，且更甚于瓜分”。《意见书》呼吁中国人民及时设法，拯救国家危亡。它说：“救死者必于将死未死之时，不可待于已死；救亡者亦必于将亡未亡之时，不可待于已亡。”这些地方，和陈天华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原先，陈天华指斥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认为“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主张以暴力将其推翻。“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90]；而现在则希望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政府豁然警醒，外拒强敌，内行变法。两相对比，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写作《意见书》之前，陈天华曾会见梁启超，二人多次通信，《意见书》反映出改良派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意见书》末段，陈天华设想有一个革命者出来质询：“吾侪平日之所主张，非革命乎？今乃欲倚赖于政府，何其进退失据也？”对此，《意见书》回答道：
政府之将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与外人，一弹指间也；而吾子之革命，旦夕可举乎？吾恐议论未定，而条约上之效力发生，已尽中华之所有权移转于他人手矣，则何如要求政府，与之更始以围〔图〕存乎？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陈天华对自己改变主张的解释。在陈天华看来，革命不会很快发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危亡在即，只能以请愿的形式阻止清政府卖国，这样会便捷得多。(www.xing528.com)
然而，陈天华毕竟不同于改良派。这就是，他对于和平请愿的作用并不十分夸大，对清政府能否改弦更张也并不抱很多幻想。《意见书》说：
吾侪之要求，所以使政府应付外人之要求外，而亦留一二以应吾侪之要求也。盖使彼惟虞外人之一方面，而不虞国民之方面，则必至举吾侪尽售之于外人，以保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不止。今吾侪乃预先警告之，吾侪虽被售，而必不使安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是亦侥幸望其勿售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和平请愿的目的只是“侥幸望其勿售”。有些地方，《意见书》又说：
至于警告而不听，则吾侪自必有继续之行为，决非仅如公车上书之故事也。各国民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先提出要求之条件，要求而不纳，然后有示威之举动，而无不如此者。吾侪躐等以为之，则政府不知吾等意向所在，而国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为何，纵掷数人之头颅亦不过等诸无意识之作为，而吾侪之主义，终难暴白于天下。惟先将主义标出，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政府之无可望则久已知之矣。
这里，陈天华明确宣布，清政府“无可望”，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斗争方式不能仅限于“公车上书”一类故事，而是要将“吾侪之主义”表白于天下，“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可见，陈天华并没有封死通向革命的道路。
在《意见书》中，陈天华还说：“吾侪之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政府能与吾侪共致死于外人，则外人乃吾侪致死之所也；政府必欲以吾侪送之于外人，则政府乃吾侪致死之所也。”这里，陈天华那种不惜一切，敢于与内外敌人拼死战斗的精神又表现出来了。
《意见书》散发后，立即受到了湖南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05年1月27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91]28日，宋教仁应彭希明之邀，至刘揆一处，与黄兴、章士钊等会商，决定召开同乡会干涉。当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又写道：“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92]29日，在湘西学会例会上，宋教仁演说“瓜分问题”，激烈地反对向清政府请愿，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当日到会者50余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0日，在锦辉馆召开湖南同乡会，与会200人，一致决议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政府之说”，赞成宋教仁的“全省独立自治”主张[93]。2月1日，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举行“特别谈判”，宋教仁批评陈天华“受保皇党之运动”，双方“辩难良久”，陈天华因受日本警署传唤离去[94]。在警署时，日本当局通知陈天华，禁止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95]。2月2日，宋教仁得到黄兴的通知：“陈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96]
与此同时，东京留日学生就向清政府请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广西同乡会认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97]。
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公函称：“此次提议上书政府一事，公认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请置勿议。”[98]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讨论结果，反对请愿者占十分之九[99]。
这种情况，显示出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日益成为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黄兴、宋教仁的帮助下，陈天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再度焕发革命精神，重新执笔为革命作鼓吹，写下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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