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中的亲俄派。同这伙凶恶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特别是要使斗争超出发宣言、提抗议、集会、结社的范围，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
领导这场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精英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们指出：对于沙俄侵略者，“非结合大群不足以御之”[64]。从何处聚集力量呢？他们向全国各阶层的各种人，上至政府、疆吏、领兵大员，下至术士、游民、乞丐、娼妓，无论男女老少，或者革命党、立宪党、保皇会、守旧派，乃至道学先生、厌世派，都发出或准备发出救亡的呼吁。但是，在这些包容甚广的人群中，主要倚仗哪种人的力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又使他们对此踯躅彷徨。他们之所以同时向如此众多的、相互间格格不入以至敌对的人们发出呼吁，正说明他们心中无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自己。有人提出，“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建议停止对俄的茶丝贸易，“无论如何重价，不准出售与彼”。[65]主张用自身的力量而不依赖“官争于上”，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悟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毕竟太微弱了，这种呼吁如同投向大海的石子，没有激起多大波澜。
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中国社会的“主人”，为存亡之“关键”，“中国之兴，兴于学生”。[66]邹容于1903年5月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最为激进，但是也有人怀疑莘莘学子的作用，他们问道：以少数学生去和“如虎、如狼、如蛇、如蝎”的沙俄侵略者作战，行吗？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数很少，经济力量有限，只靠本阶级的群众是做不出很多事来的。资产阶级要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就必须援引其他阶级的力量。他们曾经企图依靠清朝的某些督抚。然而，事实证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们的“拒俄”。不过是因为自身的特殊利害发出的空喊，这流人在镇压拒俄的群众时却是实干的。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苏报》激烈地批评军国民教育会最初采取的请愿做法是“热昏”。“不识人头，吃煞苦头”。求助于袁世凯之流，不是要“吃煞苦头”吗？[67]
也曾有些人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20世纪初年，英、日、美等国在争夺我国东北问题上和沙俄有激烈的利害冲突，因此，有人主张联合英、日、美共同作战，有人建议请各国“公断”。这当然都是无法做到的。于一筹莫展之际，改良派居然附和美国提出的将东三省辟为各国公共通商口岸的主张，企图利用列强的力量排挤沙俄。日俄战争爆发了，不少人声援日方。郑观应等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疗治日本伤兵。在革命派中，也有人倡议“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由于对沙俄侵略的仇恨，很多人幼稚地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
这种情况也遭到了批评。鲁迅就认为此类人“太无远见”，曾专门写信给蔡元培，提请他办《俄事警闻》时注意[68]。有人正确地指出，争夺着的双方都同样垂涎于我国的“膏腴绣壤”[69]，“中国不能自立，无论何国，均未可恃”，我们不能“自委弃其国民之责任”而一味求助于人。
不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清朝统治集团中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可以也应当利用，但是把获胜的希望寄托于此却是幻想。
尽管改良派不敢得罪清廷，康有为等甚至可笑地把局面的改观悬于光绪重新亲政的空想上，而那种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倾向更难于克服，但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上面这些看上去“强大”的力量并不可恃，开始向另外的方面去寻求助力。在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革命派参加领导运动之后，他们曾经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1904年时，有人提出过“民战”的口号。他们指出：“民仇俄人，痛入骨髓”，只要能把人民动员起来，那么，掷瓦砾、施坑陷都会是斗争的办法。沙俄侵略军不过20万，东北居民则在千万以上，“以十民杀一俄兵，俄兵立尽矣！”[70]这个口号无疑是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反帝斗争力量。除了把人民动员起来，又靠谁来战胜俄国侵略者呢？不过，要实现“民战”，却非易事。
有人主张动员会党。他们认为：会党具有“刚肠侠骨”，“天不怕，地不怕”，只要“统统联络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更是十个也不可怕了”。[71](www.xing528.com)
当时，东北活跃着无数支抗俄武装。在最著名的“忠义军”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种队伍，由于多武装马队，被清王朝称为“马贼”。“马贼”的成分和政治态度虽然复杂，但参加抗俄的“马贼”斗争却很英勇。他们毁铁道，割电线，焚烧粮库，劫夺枪支弹药，骚扰、袭击俄军，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一事实吸引了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重视。1904年2月，《警钟日报》发表时评，赞扬“马贼”昭如日月，为“吾民族之代表”，宣称：“吾不能不爱马贼。”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精英总是不耐烦难，希望顺当地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由于对会党和“马贼”缺少实际了解，上述议论未免流于理想化，但那种急于获得下层群众响应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曾直接向工农群众发出呼吁。
我国拒俄运动发生、发展的时候，距巴黎公社成立已经三十余年。此间，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不得不对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抱有热切的期望。《俄事警闻》宣称：工人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72]。由对俄同志会成员主编的《中国白话报》则热情介绍外国工党的斗争“能够制皇帝、官府的死命”[73]。他们要求中国工人能“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叫各国不来夺我们的地方”。[74]
主张动员农民的人也有。《俄事警闻》在题为《告农》的社论中说：俄国夺了东三省，全国人都应该出力，农民“劳苦惯了”，“当兵是顶相宜的”，而且“人数本来多”，只要本领也好了，又明白“道理”，“肯拼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俄事警闻》并应许：“那时候，你们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75]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主力，在东北，也是抗击沙俄入侵的主力。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弱点，却无疑是一种“民战”。对义和团，清王朝和改良派都诬之为拳匪。在拒俄运动中，革命派中的某些人却独能做出较为正确的评价。他们赞誉其“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76]
在20世纪初年，出现这种赞扬工农，主张发动工农展开反帝斗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生气勃勃，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需要群众的力量，敢于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由于眼界比较宽，革命派感到自己比改良派有力量，他们满怀信心地批判了流行一时的“不战亡，战亦亡”的悲观主义论调。但是，应当指出，即使在这时，他们也并不真正认识劳动人民。如前所述，对工农的呼吁，乃是向社会上类型众多的人发出的呼吁中的一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工农才是拒俄反帝的最主要的动力。
1903年，当上海成立“四民公会”时，《浙江潮》第5期发表过一篇时评，大意说，中国有一件最可悲痛的事便是，“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其他社会隔绝，所以，“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无效”。文章要求该会成为“国民之机关”，“自士社会以待合于其他种种各社会”。这段评论可谓“切中时弊”。然而，拒俄运动中，它始终是空谈，“士”们除了热衷在本阶级群众中活动外，并没有认真去做“合于”其他社会的工作，还是一个孤零零的自居的“首”。当上海工人为周生友案投入拒俄斗争时，《警钟日报》的“士”们可以在报上大谈“工民革命”，指手画脚，但是却不跑到工人中去做点实际工作。丁开嶂、张榕跑到东北去了，但是，主要依靠的也还是地方上层人士和“马贼”中的上层头目。1903年的“四民公会”无工无农，是个“二民”公会，实际上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民”公会。此后的对俄同志会状况也是这样。该会极盛时不到200人，他们非常懊恼地感慨道：“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现，所藉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77]没有人民大众参加，当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哪些阶级、阶层、人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谁又是其中的主要动力？这是一切反帝斗争都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拒俄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们接触到这个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当给以恰当的估价，但是，离解决这个问题的路程还很远。
反帝而不依靠人民，不发动工农群众，必然无所成就，最终仍然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后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拒俄运动也已经预示了这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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