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活动对反清革命的推动作用

清朝政府中，慈禧太后、李鸿章等属于亲俄派。他们企图依靠沙俄帝国主义的帮助维持自己腐朽的统治。对于沙俄政府的侵略要求，他们是准备予以满足的。1907年，当拉姆斯道夫将书面约款12条改头换面，压缩为11条时，李鸿章就明确表示，可以“照允”^[18]，要杨儒“酌量画押，勿误”！^[19]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属于亲英、日派。因为背景不同，他们和李鸿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反对在沙俄政府提出的约款上签字。但是，不管是亲俄派也好，亲英、日派也好，都反对人民自己发动的拒俄运动。

第一阶段，清王朝流亡西安，既自顾不暇，又鞭长莫及，直接出面干预的是在南方的张之洞等人。1901年4月，张之洞致电宁、沪当局，攻击张园拒俄会议“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藉端煽众”，嘱刘坤一下令“设法阻止，以消乱萌”。^[20]同月，杭州地方当局以“惑人观听”、“有碍时局”为理由出示禁止张贴拒俄揭帖，已经贴出的几百张被撕得净光。^[2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亲政府的上海《申报》连续发表《密约解》等文，声称约款云云，“类皆传闻无据之词”^[22]。攻击拒俄运动的参加者“故为谣诼以骇民人”，“不俟朝旨，独断专行，勾结匪人，擅与友邦开衅”，“罪在必诛，法无可贷”。^[23]显然，这是官方准备大肆镇压的前奏。

第二阶段，清朝政府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召开拒俄大会的当晚，学堂当局就出示禁止，胡说拒俄不是“学生分内之事”^[24]。此后，学堂当局开始在学生中查察“会党”。不久，奉旨会办京师大学堂事宜的张之洞又亲到学堂，警告学生，“学堂以外之事不可以作”^[25]。

在安庆，安徽地方当局诬蔑爱国会的活动“摇惑人心”，“有违国家法律”，下令不准演说，不准结社，不准出售与阅读新书新报，违者“指名提究”。^[26]安庆知府拘捕了爱国会发起人，封闭了西学堂，安徽大学堂开除了“议论拒俄”的学生十数名^[27]。

在上海，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密告江苏巡抚恩寿，说是“有所谓热心少年，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抗俄，实则希图作乱”，要求密拿严办^[28]。恩寿立即要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指名逮捕蔡元培等四人。

在湖北，武昌知府梁鼎芬居然召集停课聚会拒俄的学生，大放厥词，说是：“（尔等）只宜用功写字读书，以图上进，此等不干己之事管它则甚，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尔等亦不必干预！^[29]”有的学生因为参加了拒俄会议就被梁以“性情浮动”为理由悬牌开除。

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拒俄活动尤其使清王朝惶惶不安。驻日公使蔡钧密电外务部，说是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正“分派会党”，“纠合同志”，“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等地，准备起事，云云。^[30]于是，清朝贵族、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立即密电沿江沿海及直隶各地“一体严备”^[31]。5月底或6月初，清王朝发出《严拿留学生密谕》，大骂留学生编立义勇队，要求与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行动“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各地方督抚查拿“行踪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32]6月21日，清王朝外务部根据慈禧太后“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的指令，再次密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攻击爱国学生“肆行无忌”、“猖狂悖谬”，要他们务必将这些“败类”查拿到手。^[33]

各地的拒俄运动几乎无例外地遭到了镇压。南京各学堂颁布条例：禁聚众演说国政时事，禁书信往来中有“编义勇队”、“拒俄”等“骇人听闻”之语。成都的“青年组织”、“学社”一律被通知闭歇。有些地方的学堂居然在黎明时搜查学生宿舍，将《苏报》等新书新报概付一炬。

清朝政府为什么如此仇视拒俄的爱国者呢？道理很简单。第一，运动打击了侵略者和卖国贼，这就是所谓“擅自与友邦开衅”，“有碍邦交”；第二，人民自己发动斗争，漠视了“神圣”的君主专制，这就是所谓“把持国家政事”^[34]。“不俟朝旨，独断专行”。为着“免蹈各国民权之弊”^[35]，清廷在对付“革命”的名义下，毫不留情地对拒俄运动予以镇压。

应当指出，拒俄运动确实一开始就有革命党人参加，清廷并不完全是诬指。早在19世纪末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孙中山与兴中会在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国内进步群众中都有一定影响。革命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一面参加拒俄，一面也自觉地通过这个运动来扩大其影响^[36]。但是，在运动开始时，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相比，革命派的力量还是微弱的，在国内就更加微弱了；只是在拒俄运动进行的年代里，它的力量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沙俄和清朝政府帮了革命派的大忙，使革命派对人们的启导收到了自己未曾料及的效果。

清朝政府对拒俄运动竭尽禁止、摧残、镇压之能事，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开展，但归根结蒂，反动统治者所收得的效果恰恰与其主观愿望相反。被空前的民族危机卷入拒俄运动的人们，绝大多数不是革命者，他们对救亡途径的认识很不一样，统治者的“新政”，改良派的“维新”，在他们中间都有市场，许多人甚至甘心情愿去为大清效命疆场。可是，报国之门却被堵塞了。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迫使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政府拿中国权益去结欢“与国”那么大方，而对爱国“子民”倒视若仇敌呢？清朝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进一步暴露了其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这种反动面目的暴露，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有着重大意义。此前，清政府这种面目已经暴露得颇为充分，它伙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腥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对义和团的事业缺乏正确理解，因而也就没有能引起他们的切肤之痛。这一次，在强敌入侵之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名流学者也因爱国遭受不测，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震动与愤慨明显地强烈起来。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很快信服了孙中山及其同志的结论：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37]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开端，八国联军战争和《辛丑条约》造成的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警醒了中国人民，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条件。拒俄运动就是人民觉悟的表现，它对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不信，请看运动中群众迅速革命化的进程。

拒俄运动的领袖之一蔡元培，原是清朝的翰林院编修，1901年以后逐渐趋向激进，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但是，到参加拒俄，他至少还不是坚决的反清革命者。1903年底，他还曾希望团结清朝政府共同抵御沙俄侵略，在他主编的《俄事警闻》上，发表过《告革命党》等文，认为在“盗劫吾物”之际，不应该“不追盗而徒责吾仆通盗之罪”^[38]，建议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满、汉“合起来”，“商议打退俄国的法子，免得我们旗人、汉人通通受罪”^[39]。然而，清朝政府背叛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终于使他成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如黄宗仰，原是常熟清凉寺的和尚，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使他不能安于寺院生活。张园会上，他慷慨陈词；国民公会中，他热情谋划。然而，清朝政府却指名逮捕他，迫使他流亡日本。“要御外侮先革命”^[40]。他得出了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结论，于是他“对佛誓发十大愿，大愿逐满不成佛”^[41]，跟着孙中山干起革命来了。拒俄运动更把许多青年推向反清革命的前列。后来牺牲于广州“三二九”之役的方声洞当时逢人便痛论国是，“谓非一刀两断，颠覆满清政府，以建共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一日”^[42]。吴玉章在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43]类似的情况很多，检阅清末革命志士的经历，许多人都是在拒俄运动中开始其政治生涯并投向反清革命的。(www.xing528.com)

舆论界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1903年6月5日，《苏报》揭载清朝政府的《严拿留学生密谕》。紧接着，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文，愤怒地谴责清朝政府“以我土地江山”，“送人赠友”的卖国行径，指出“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号召“以排满为业”^[44]，明确地喊出了反清的革命口号。《苏报》原来是一张高唱“保皇立宪之说”的报纸，正是在拒俄运动中，它的主人陈范愤于人民的拒俄要求，“清廷均弗置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因而改倡排满之说”^[45]，使之变成革命派的重要喉舌。

继《苏报》之后，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的态度也日益明朗。6月25日，《江苏》第4期发表《革命其可免乎》一文，痛斥清朝政府镇压拒俄运动，“目为悖逆，指为不轨”，“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的行为。9月21日，该刊第6期《〈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中更加鲜明地表示：“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乃并欲出其代表者之权限以禁四万万主人翁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秣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

此外，邹容的《革命军》修改、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陈天华的《警世钟》也写作、出版于这一时期。两书都是宣传反清革命的代表作，其作者也都是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在《复湖南同学诸君子》中，陈天华曾针对清朝政府对留学生拒俄的攻击诬蔑，剖白过参加者的爱国之心。他在信里说，他对清朝政府一见留学生结社爱国，“则遂大惊小怪，屡索而不得其解，我政府之识见如此……此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46]。可以说，《警世钟》就是他“屡索”之后的结果，答案是必须打倒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两部书和其他许多同类作品集中地出现在这段时间，并且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正是形势急剧变化的反映。

舆论是先声。在《苏报》等明确地喊出反清口号后，一些拒俄组织陆续转变为革命组织。

还在5月份，军国民教育会就曾派出两名特派员到天津去见清朝政府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主战，表示愿为前驱。但是，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就接到上海地方当局的电报，说是：“近来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47]到了天津，连袁世凯的影子也见不着，每次都被阻于门外；所能见到的清朝官吏都要他们“从事学问”，不要干预国事。于是，两名特派员只能回到东京。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召集全体大会，由特派员汇报归国之行，秦毓鎏等15人提出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卖国的满族贵族集团为革命对象。这一意见虽然遭到了湖北留学生、原拒俄义勇队成员王璟芳等的激烈反对，王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嚷：“大清不可背负”^[48]，但是，《意见书》还是获得了军国民教育会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仅有十余人退会。

军国民教育会的变化是中国留日学生转向革命的重要标志，从这以后，“革命思潮遂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49]。这里，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1901、1902两年，孙中山在日本，志同道合者寥寥；有人把他视为怪人，甚至把他想象为“江洋大盗”。1903年夏秋间，孙中山自河内抵达日本横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程家柽、杨笃生等拒俄运动的活跃分子纷纷访问他，研究革命进行方针。孙中山极为兴奋，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很快，这个誓词就通过《警钟日报》和国内群众见了面。

转变后的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鼓吹（宣传）、暗杀、起义等三种进行方法，总部设在东京，上海、保定等地后来都设有支部。它还派出过12个“运动员”，分赴国内外“筹集经费”、“联络同志”^[50]。

以杨笃生为首的一些人组成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4年，他们曾潜入北京，谋炸亲俄派头子慈禧。同年冬，清朝退职官僚王之春在上海勾结沙俄领事和军官，运动亲俄，拒俄同志会成员又曾策动万福华枪击王之春。

黄兴是12个“运动员”之一。1903年11月，他在长沙与章士钊、秦毓鎏等创立华兴会，确定了由湖南起义、直捣幽燕的策略。

武昌是拒俄运动的又一中心。1903年曾公祠拒俄大会上，吕大森曾直斥清朝政府“昏聩”^[51]，会后，积极分子们自然形成了花园山秘密机关。次年5月，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科学补习所成立，吕大森被推为所长。

江浙地区的光复会也是在拒俄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对俄同志会会长蔡元培是该团的骨干。1904年，暗杀团改组，正式定名为光复会，对俄同志会并入光复会。

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安徽武毅会（岳王会）、南京知耻学社、上海福建学生会、福建文明社、江西易知社等若干革命团体。其中一些团体或者与拒俄组织有着渊源关系。或者由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作为骨干。

一切都说明了，拒俄运动的高潮正在转变和发展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