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前后持续四年。中间，因沙俄侵略形势的变化，斗争的焦点在不同时间里也有所变化，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01年反对沙俄迫订条约霸占奉天的斗争；1903年反对沙俄拖延撤兵的斗争；1903年至1905年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1900年10月，沙俄侵略军强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沙俄要在沈阳设立“总管”一员，奉天将军所办各项“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还规定，奉天省城等处应留俄兵驻防，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武器收缴，营垒拆毁[1]。这样，沙俄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要将奉天省交还清朝政府，实际上却在力图把它变为自己武力控制之下的殖民地。1901年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规定沙俄有驻兵东北“保护”铁路权，有出兵帮助“剿抚”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兵器，不得自行造路，等等，全面剥夺了我国对东北的主权。此外，《约款》还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2]。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
3月15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汪允中、汪康年、蒋观云等发表演说。与会者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揭示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民“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会议同时要求清朝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3]，并于会后向江、鄂两督呈递《公禀》，主张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得悉沙俄政府逼迫清王朝于25日、26日在俄方提出的约款上画押，第二次集会于张园，再度要求清朝政府“始终坚拒”，“勿受恫吓”。[4]
张园拒俄会议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以至东北的群众纷纷来函，捐款、捐物，表示支持，杭州城内贴满了声讨沙俄帝国主义的揭帖——《普天同愤》。3月28日，召开演说会，要求筹集“备俄民款”，对俄“公战”。[5]广东香山、澳门以及香港的绅商也举行集会，“聚议拒俄”[6]。在新加坡的华侨则强烈表示，沙俄侵略者的要求“万不可许”[7]。
斗争很快取得初步胜利，清朝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是清朝政府终于不敢签约的重要原因。
1902年4月，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沙俄侵略军应分期从中国境内撤走。1903年4月，围绕撤兵问题，拒俄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按条约，当时沙俄应撤退在我国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不仅没有撤出，沙俄政府反而乘机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
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18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与会者除谴责沙皇俄国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朝政府的“昏昧狂惑”。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七项新要求，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通电各国表示：即使清朝政府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8]。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4月30日，四民总会集会，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学生等1200余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演说。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9]。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
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激昂奋发，议决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拒俄义勇队以古希腊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扼险拒守”的事迹自励，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10]。
年轻的鲁迅当时正在东京留学，他积极参加拒俄运动。锦辉馆大会后，他迅速译作《斯巴达之魂》，勉励中国青年“掷笔而起”，像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
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11日，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再次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吴永珊（玉章）、廖仲恺、陶成章、杨昌济等积极捐款支持。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女学生则组织赤十字社，准备随军出征。
运动迅速发展到了北京、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直隶、江苏、福建、湖南、河南各地。
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会后，向管学大臣和政务处呈递《请代奏拒俄书》，又向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发出函电，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11]
湖北学生接到京师大学堂学生的函件后，各学堂同时停课，吴禄贞等数百人在曾公祠、三佛阁等处集会。学生们表示，祖国的一草一木也不能让给侵略者。
安徽学生于5月17日集会于安庆，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准备在此基础上，联络上海爱国学社和东南各省志士，进一步成立国民同盟会。
大半个中国都在动员：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成立海滨公会，湖南学生申请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争，直隶四百余人上书，河南召开演说会……(www.xing528.com)
较之第一阶段，运动的规模和参加的阶层都更为广阔了，爱国绅商、大中学生之外，少年儿童、基督教徒、八旗生员等也都积极投入斗争。为了激励同志舍身救国，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跳水、跳海，慷慨赴死。
1903年9月，沙俄政府将七项侵略要求合并为五条，重新向清王朝提出。10月20日，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城，升起沙俄旗帜，再次占领奉天，拒俄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12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12]。对俄同志会发刊日报《俄事警闻》，专门报道沙俄侵华消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俄事警闻》也改名《警钟日报》。11月，因反对清朝政府联俄，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
与对俄同志会成立时期相近，上海还出现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妇女投入拒俄斗争。
由于沙俄侵华机构道胜银行在上海以重息借提钱庄现银，接济东北的俄国侵略军，1904年1月，上海钱业商人集议，决定共同查察勾结沙俄的奸商。同月，有人向上海商人发出传单，建议停止供应在上海的俄国兵船所需煤、菜等物。拒俄斗争从政治斗争进入经济领域了。
与上海相呼应，在赵声、章士钊等发动下，南京水师、陆师、高等师范等学堂的学生集会于北极阁，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习兵操，以备抗俄。
民族危机深深地激动着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沪、宁之外，新疆的回族人民表示愿一战强俄；东京中国留学生纷纷停课，集会聚议，筹组“义勇铁血团”；陈天华于感愤之中写血书寄回湖南，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远在美洲的华商则打电报回国，表示愿承担对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费用。
这一时期，各地拒俄组织不断涌现。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保会，锦州有仇俄会，湖北也有人发起组织拒俄会。其中，以丁开嶂的抗俄铁血会最为突出。
丁开嶂原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03年曾参加过上书要求拒俄的活动。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和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三人共同出关，组织抗俄武装。朱锡麟成立东亚义勇队，张榕倡办“东三省保卫公所”，组织“关东保卫军”，丁开嶂则创立抗俄铁血会。铁血会联络了活跃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的“绿林领袖”，“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13]，决心将沙俄侵略军从我国境内赶出去。
像丁开嶂等这样直接投入抗俄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但它是这一阶段拒俄运动的一个特色。沙皇俄国侵略行动的加剧起了警醒作用，迫使抗俄运动的先进分子不能再停留在集会、演说、通电等常用的抗议形式上。
这一阶段运动的另一特色，是工人阶级的活跃。
东北工人直接受沙俄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因此，对沙俄帝国主义最仇恨，“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其心恨俄人实深”。190年2月，在旅顺沙俄海军工厂工作的2000余名中国工人全体罢工。3月，被沙俄霸占的东北各矿山中国工人也相率罢工。沙俄侵略者以增加工资为饵，诱骗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斗争，“势甚汹汹”，[14]其中，武山煤矿工人更组织起来攻击沙俄侵略者。不少工人逃离工厂、矿山，投入东北人民抗俄武装。
1904年底，沙俄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溃逃上海的阿斯科舰水兵无故杀害上海工人周生友，沙俄帝国主义拒绝交出凶手，上海人民掀起了要求惩凶的斗争。第一商学会举行演说会，对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杀毙周生友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和《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群力，同盟罢工”。1905年1月14日，在上海的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周生友的宁波籍同乡工人则在全市散发传单，定于15日开四明公所会议，准备停工罢市。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前聚会。由于清朝政府的破坏和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妥协，这次斗争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清朝政府要人们“静候妥办”[15]，资产阶级上层要人们“静候上宪商办”[16]，但是，“众商明白者十之一二，工作则无一明白者”[17]。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动摇了，而工人阶级则是不妥协的。周生友事件是拒俄运动的尾声。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事件中简短的表现，就显示了自己突出的性格。
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在东北侵占的权益因战败而逐渐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取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也由拒俄转入其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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