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虽然做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27]。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28]。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29]。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30]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31]。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32]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33]。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34]。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35]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36]。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37]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38]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未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39]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www.xing528.com)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擒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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