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号，增补的字加〈〉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 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8]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9]。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杨崇伊上书和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10]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11]。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12]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擒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13]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14]。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 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15]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www.xing528.com)
封 书
（同文学校）
文 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 浑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16]。荷，指汤觉顿[17]。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18]。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19]。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20]。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21]。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 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 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22]；伟公，指何天柱（清逸）[23]。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24]。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25]。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预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26]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禨。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禨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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