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有所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注释】
[1]《德宗实录》第427卷。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同注2。
[4]同注2。
[5]《戊戌变法》（二），第518页。
[6]《戊戌变法》（一），第550～551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麔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8。
[7]《戊戌变法》（一），第555页。
[8]《戊戌变法》（四），第322～333页。
[9]同注1。
[10]《戊戌变法》（四），第161页。
[11]《戊戌变法》（四），第562～564页。
[12]《人间世》半月刊，第5卷第4期第26页，台北版，1961年4月。
[13]《戊戌变法》（四），第52页。
[14]《戊戌变法》（四），第331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16]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
[17]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
[18]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中华书局，1981。
[19]《戊戌变法》（二），第519页。
[20]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第860～861页。
[21]《戊戌变法》（二），第521页。
[22]《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24页，中华书局，1981。
[23]《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4]张一麔：《致蔡元培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二），台北版，第1～2页。
[25]笔者见到的《戊戌纪略》抄件共两种：一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改题为《戊戌日记》；一种存于湖南省博物馆，注明系袁政府秘书监夏寿田（午诒）家藏（馆藏号，史1，3068）。
[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信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见《饮冰室合集》专集，73，第91页。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50～551页。
[28]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笔者整理本见《近代史资料》总63号。(www.xing528.com)
[29]参阅本书《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30]《戊戌政变记》，第64、92页，中华书局，1954。
[31]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第860～861页。参阅本书《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32]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4～525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
[33]《张文襄公集》卷156，第29页。
[34]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微胶卷。
[3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336页。
[36]《戊戌政变记》，第73页，中华书局，1954。
[37]《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59页。
[38]《梁启超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第121页。
[39]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四），第331页。
[40]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自批》，《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3页。
[41]《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42]《中堂入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43]《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78页。
[44]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四），第222页。
[45]根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未刊篇），袁世凯八月初五晚，曾与徐世昌谈话，所谈内容亦不得而知。
[46]《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93页；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亦云：“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见《戊戌变法》（一），第346页。
[47]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见《戊戌变法》（一），第355页。
[48]《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76页。
[49]《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一），第531页。
[50]《戊戌变法》（一），第378页。
[51]魏允恭《致汪康年等人函》云：“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等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该函末署八月八日。见《汪康年师友手札》（三），第3115～3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2]中华书局版，第64页。
[53]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第146页。
[54]《心太平室遗集》卷8。
[55]《古红梅阁笔记》云，袁世凯请训退朝后，“有某侍卫大臣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56]我过去曾相信光绪皇帝初五日对袁世凯有密谕或密诏，见拙文《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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