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个整体，是个全局，是个时空连续体。要再现这个过程，倘只从一个角度去考察，即使钻研得很深很细，那也只可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局部。
研究历史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有时只消变换一个角度，便能获得新的发现。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纷纷越出自造的雷池，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精神的高度，去俯视那些时代的各个领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化形态，很快就在研究中出现若干突破，就是例证。
1987年
又
观察历史向来有不同角度。历史属于过去，涵泳着既往的人间万象，虽已不可更易，却如佛典称道的那种宝珠，所谓摩尼，可随光照不同而呈现异色。人们看历史，倘若换个角度，映象便往往大异。(www.xing528.com)
比方说从社会政治史的角度，观察明亡清兴的过程，那便如前述，中世纪晚期中国发生的这次王朝更迭运动，在时空连续性的意义上，可谓空前激烈，给各族人民都造成莫大苦难。因而在中国史上，17世纪只能称作黑暗的世纪，悲惨的世纪。那时代劫后余生的人士，回首当年，形诸吟咏，诉诸私记，追究明亡清兴的秘密，无不痛恨晚明政坛的腐败，憎恶满族侵掠的残暴。顾炎武甚至以为这个过程，用“亡国”还不足形容，需称“亡天下”。
但时过境迁，尤其在18世纪清帝国的文化高压更趋凌厉提供了历史比照之后，人们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再回首明清之际的百年过程，观感就很不一样。清末章太炎概括清统一后的文化状况，便以为较前出现了大倒退：“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总之“弗逮宋明远甚”。清中叶不是还有“其术近工眇踔善”的汉学么？那不过是恶浊文化氛围的产物，满洲大君剥夺被征服者的思想言论自由，手段越来越卑劣，文网越来越严密，于是“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
历史的观察未必后来居上，但章太炎观察晚明至清初的学术文化史，通过对比所得的结论，却胜过晚清从江藩、龚自珍、方东树、魏源、曾国藩、李元度到康有为等人关于清代学术的种种见解。难怪清末那班深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的南国学人，《国粹学报》的作者群，南社的诗人们，都对明清之际的学风文风表示钟情，特别赞颂那个时代的士林清议、文化结社，以及宁死也坚持与宦官专政、异族入侵抗争的学者名士的节操，以为那表征着中国早有卢梭式的争自由精神。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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