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历史教训：壶里春秋！

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得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陈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看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以上一段话，摘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王造时中译本^[1]。它说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值清道光十年。历史仿佛为了表明其中某些见解，同样适合于中国，不过十年后，清帝国便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帝国打败了，被迫签订了可耻的城下之盟。

那场战争，是“天朝”与“西夷”的首次较量，然而正义一方却输给了侵略一方。帝国官绅追究祸始，纷纷归咎于技术不如人，所谓不及西夷“船坚炮利”。是这样么？那时富尔顿汽船刚发明不久，还不能用于实战，而英国的“炮舰”，仍是武装起来的多桅帆船，“坚”度未必胜过四百年前郑和指挥的明朝远洋舰队。这且不说，就论所谓“炮利”。据稍后马相伯参观上海黄浦江上西人兵船的目击记，便证明那时的西方大炮，不见得比清军的大炮高明多少。当然，早出的“船坚炮利”论者，例如魏源，已引清开国史作证。满洲由东北边疆一个文明落后的小民族，乘明末内战的时机崛起，不过三十年便闯入关内，摘了农民军打天下的“桃子”，岂非“师明之长技”，用夺自明军的“红夷大炮”武装八旗军队，从而报了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毙之仇，还最终制服了南明各政权吗？不消说，结论便应该是技术救世，“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能说清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习。尤其是它终于依靠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欧美雇佣军的支援，终于制服了遍及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造反军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所谓洋务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甚至建立起了完全应用西方技术的舰队，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争夺制海权。结果如何呢？马尾海战，南洋舰队的技术装备不比法国侵华舰队差，而且占有地利，却被对方一举歼灭。甲午海战，清日双方舰队同样是“师夷之长技”的产物，而且所“师”的是同一英“夷”，却是技术装备甚至“长”于敌人的北洋舰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不是说实践是真理的尺度么？这两度实践，雄辩地证明单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没有抓住阻碍帝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症结。

问题的症结，其实早在清日战争失败以前八十年，便由龚自珍明白指出了，那就是帝国政府如不主动实行“自改革”，结局必定是把“天下”送给他姓。倘说龚自珍的“自改革”吁求还失诸朦胧，那末经过了八十年，特别是所谓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在实践上一再被证明无助于挽救帝国走向衰亡的命运，则症结何在，还不清楚么？(www.xing528.com)

晚清思想史表明，不是没有人看出症结的真正所在。我曾指出，在19世纪中叶以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汤寿潜、邵作舟、陈炽、陈虬、孙诒让、宋恕等一大批江浙士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湘淮系集团的郭嵩焘、薛福成等人，都曾由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提出过帝国体制必须实行“自改革”的问题。不宁唯是，当时在华的某些西方人士，包括所谓自由派传教士乃至驻华外交官或受雇于清政府的洋员，提醒帝国统治者不实行政治改革便难以图存的言论，也不能因人废言，至少可说是旁观者清。

1996年

【注释】

[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页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