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罗齐的著作，据我的记忆，初次接触是在三十年前。岂知80年代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命题，突然时兴起来，而且据我观察，它最受想跻身学术界而学浅识陋者喜爱。我略知克罗齐，他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和他的美学偏好，使他想把黑格尔的美学原则变为历史学的原则，而不顾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另有思路。我曾经支持过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后来我退为观众，原因之一就是我不赞成借用克罗齐的这句话，来为别的意向作为遮掩。
克罗齐的著作，据我的记忆，初次接触是在三十年前。那时人们将他看作“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中最强调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者，而我并未特别注意。岂知80年代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命题，突然时兴起来，而且据我观察，它最受想跻身学术界而学浅识陋者喜爱。我略知克罗齐，他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和他的美学偏好，使他想把黑格尔的美学原则变为历史学的原则，而不顾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另有思路。我不反对历史认识属于立体感受的说法。伽达默尔讨论诠释学方法原则，便认为“当谓”（文本作者的动机与意向）的揭露，将客观历史化作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本是文本诠释的最高追求。但克罗齐的命题，特别是这个命题的某些中国门徒的拙劣解说，使这个命题变成了比胡适中国化了的美国“实验主义”更违背“文本”的悖论，这也无可否认。我曾经支持过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后来我退为观众，原因之一就是我不赞成借用克罗齐的这句话，来为别的意向作为遮掩。这种角色的变换，也可说是来自主体感受。同一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在同一事物的意义转换前后就如此不同，那么，在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不论时代相距多么遥远，但只要是在清理历史事实，就必定要追求主体感受与客观进程的吻合。我曾经不厌其烦地陈述这一感受，即做学问，倘能撇开个人名利，毫无顾忌地追求历史的真实，也可能只得到“法乎其上，仅得乎中”的效应。那么“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而“法乎其下”者，其收获可想而知了。许多人把标准定得太低，于是，异常艰难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就变得易如反掌，他那“一家之言”，便是经不起事实和感受检验的“胡说八道”。
1989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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