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在中国的古老含义，原指学问与政术，就是说二者本来不是一回事。迟至两汉，由司马迁、班固的记载证明，人们都很重视二者的区别，因此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者尤重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用不着特别指出，中世纪的君主，无不非常关心早经秦始皇、李斯探讨过的“安宁之术”，所以对待“学”，也无不以秦始皇、李斯确定的尺度，作为帝国可否容忍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一切学问都必须有利于“使天下无异意”。于是便出现了中世纪学随术变的传统。直到18世纪满洲君主的文化政策，将大批学者驱赶到书斋里，学与术才再度双水分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夜发表《学与术》一文，说是近代西方才懂得学与术的分野，自然悖于中国历史，但他又说“我国之敝，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难道没有道理么？我们总是不愿承认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有别，总是不肯正视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有别，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基础学科纳入致用的领域，以致“为学问而学问”、“纯学术研究”等，竟成为可怕的罪名，难道不曾屡被我辈身受么？
1998年
又(www.xing528.com)
也许由于我的论著常常引用18世纪以来经史考证学的某些结论，也许更由于我对中世纪晚期统治思想领域盛行的那些义理总是持批评态度，因而我受到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更多不解和指斥，认为我重考据而轻义理。这种指斥在逻辑上的推论，当然是企图遁入“纯学术”领域，避开现实问题议论而去“钻故纸堆”云云。幸而这类朋友对我进行心理分析的结果，发现终极原因在于担心犯某种错误，就是说想明哲保身。我感谢这样的宽容，却不佩服这样的心理分析。因为在我看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都属于合理的社会分工，每个领域学者，都能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困扰，都能安宁地从事各自的“纯学术”研究，独自地面对真理、面对真实，恰恰是社会稳定而有序的表征。
1987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