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现在的“五四”研究，应该说还没有做好这一点，很多人在没有理清历史事实以前，就急于作所谓的评价，包括政治的评价和道德的评判，当然还将线条简化了，简化到在“五四”时就出现了两种世界观、两条政治路线、两种方法论的斗争，简化到这个人是进步的、革命的，那个人是落后的、反动的。作这样的评价，如果是做研究的话，很难站得住脚，如果是说历史的话，很难令人信服。这里不是材料不够的问题，而是材料太多，很少经过清理。研究历史，我很赞成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谈历史研究时讲的两句话，一句是：“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一句是：“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1998年
又(www.xing528.com)
我至今感谢我的两位导师，陈守实教授和周予同教授。陈先生引导我从读原典入手，直接了解马克思的方法。周先生则引导我从做基本功入手，系统掌握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使我有机会对中西不同的治学方法进行比照，努力寻求不同方法的结合点。我承认这样做很艰难。也许是学历史的缘故，在读原典的时候也总想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是怎么来的，他们提到什么人，无论是赞成的、批评的、反对的，那些人的原著我都想读一读。读得较多的，自然是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学者、英国的进化论等诸家的著作。我也对马克思以后的西方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异争论感兴趣，凡有中译本的都要翻翻。翻来翻去，我仍然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拒绝吸取别家的方法。在我看来，方法论与世界观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说诠释学方法，特别重视“文本”的多重含义，以为各个层面的含义重叠交叉。只有通过对历史形成的含义的系列追寻，才能对历史进程作出恰当的诠释。这就使我觉得比清代汉学家“治经如剥笋”的说法更有启迪，更有助于我所涉猎的古典文献研究。
1984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