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的，从辛亥革命前夜到五四运动中间，那十五六年里，这个人不论在学林，或者在政坛，都留下了一串脚印，以致人们不能不予以注意。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才活了三十六岁（1884—1919）——倘据孔夫子的智能界定标准，则他未及“不惑”之年便死去了。
不过，只要略加考察他的那串脚印，便会发现它们显示着双重轨迹：一行属于学术的，特色是“不变”；另一行属于政治的，特色是“善变”，而且是倒行式的变化。
双重轨迹的反差如此分明，令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这个人的两只脚，踵尖位置似乎生来是互倒的，并且各自为政，因而在各走各的路。
这个比喻当然是戏谈。事实呢？当我们注意到刘师培在政治上善变，而变化的方向是倒行的，这时便已默认他在这方面曾经前进过，向前的步伐也许太急促了。因此，他以后转身逆行，才那样惹人注目。
短暂的一生，文坛的巨子，政界的浪子，既得聪明益，又被聪明误，加上还有个行为同样奇特的妻子何震，如此错综的思想矛盾集于一身。像这样的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不算绝无仅有，却可说是某一类型的化身，当然值得研究，也应该研究。
这类人物，对传统学说了如指掌，对外来事物感觉敏锐，能思考，会议论，谈学问或说政治都不同凡俗，属于那时代文化教养甚高的层次，他们在租界或在异邦鼓吹“排满革命”，固然算不得大勇，但公表自己反清政府反旧传统的言论，仍然要冒被捕、坐牢乃至杀头的风险，属于那时代与书斋中学者很不相同的勇武之辈。(www.xing528.com)
刘师培在这类人物中还要特殊。他自结识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以后，短短两三年间，便由主张“教育救国”，而主张“民主共和”，而主张“农民革命”，而主张“社会主义”，而主张“民政府革命”“共产制可行于中国”，就是说他的思想，不仅趋时，而且超前，节节跳跃，激烈的程度之高、速度之快，真堪称“激烈派第一人”。
然而正是这个人，当他刚刚登上激烈的巅峰，却突然转向。转向的程度之烈、速度之猛，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想一想吧，当人们正在为《衡报》末几期主张“无政府”“共产制”的言论而感到震动的时候，谁能料到它的作者已写下《上端方书》，投入了捍卫清政府镇压革命的行列中呢？
不错，刘师培投入端方幕中，才二十六岁。后来章炳麟向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力保他，正是以他年轻误入歧途作为一条理由。但刘师培却不领情。章炳麟求情照准，拉了蔡元培在报上共同署名大登广告，“求与刘师培通信”，而刘师培则置诸不理。以后他又投靠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又作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噪。蔡元培再次宽恕他，主动聘他做北大教授。但他仍不感恩，明知蔡元培同情新文化运动，还是纠集北大一批教授学生公开反对，直至他病死。看来他后九年反对革命，同前六年鼓吹“革命”，同样激烈，大有“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气概。
怎么理解他前后两段时期的相反两种“激烈”呢？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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