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曾拿自己与乃师的“最相反”的特点作比较，说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证据呢？“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乍看起来，梁启超颇有“诬师”之嫌。康有为号称清代经今文学的终结者，钱穆甚至称他是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近三百年学术的“殿军”。谁都知道康有为转向经今文学时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以后，即他三十三岁以后，在这以前他的学术立场还摇摆不定，怎能自诩其学“已成”？岂知梁启超错在将乃师的自我估计所定时间推迟了两年。原来康有为早在三十二岁时，便已宣称四年前即二十八岁就已发现宇宙人生的绝对真理，所谓“至乙酉之年（1885）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
这当然很荒唐。但荒唐之处，似不在于他“太有成见”，而在于他把中世纪官场的流行哲学当作绝对真理，那就是权力高于一切，精通权术便等于大有学问。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自称二十八岁便“学大定”，也离事实不远，而梁启超所转述的他的“常言”，时限似更确切。
例证不消多举。假定1899年首刊于《清议报》“支那哲学”栏的《阖辟篇》，真是康有为写定于1887年的《康子内外篇》的开宗明义章，那它就是此人年及而立便已参透权力哲学奥妙的确证。
阖辟者，关门开门也，通喻纵横捭阖之术。康有为发现此术正是普天之下为君为师的“哲学”精髓。但他认为，居今地球各国之中，唯在中国独能用此哲学而“无不如志”。怎么见得？原文很精彩，引其要旨如次：
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众也，非以其物产之丰也，以其君权独尊也。其权之尊，又非势劫之利诱之，积于二帝三王之仁，汉唐宋明之义，先圣群贤百千万人、百千万年讲求崇奖激励而成之。故民怀旧俗而无外思，臣幕忠义而无异论，故唯所使也。故挟独尊之权，诚知阖辟之术，则人才之乏不足患，风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谋之，天下率从之，以中国治强，犹反掌也。
原来古圣前修倡导什么仁义忠孝之类，都属于“阖辟之术”，都是为了“君权独尊”。据康有为说，这一种“学”，或者说“开塞之道”，不仅为汉光武、唐太宗以至大清圣祖、世宗的功业所证明，也为“日本明治皇之变西法”的成功所证明。那末“民不可使知”么？康有为说，正是如此，“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既深，言议甚多”，要是尊重“积世之清议”，“一时之人心”，还能称作君权独尊吗？结论只能是把人民当作“群羊”：
故善为君师者，明于阖辟之术，塞其途，墐其户，令其梯而登天，穴而入地，诱于其前，鞭于其后，若驱群羊；然积之既久，则习非成是，而后道义名焉，颛颛由之，不能自舍，虽反其道以易之，非百数十年不可矣！
看来康有为与陈树镛“争论不下”，焦点或即在此。他在《阖辟篇》中承认有人指出他的见解非儒学：“子之学得无近于管、商乎？”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在《我史》中他回忆当年与朱次琦的争论，就透露过他对先秦法术的崇拜，说是“言治当如管、韩”，而商鞅正是韩非论法的先驱。但康有为作《内外篇》时似乎忘记了那回事，虽然还替管仲辩护，说是《管子》的治民理论，“是即圣人厚生正德之经，富教之策也”，却否认他所谓的“学”与商鞅、韩非的联系，而将商鞅发明的“开塞之术”，也归于“圣人”——实指周公，而非孔子，由文中所举事迹可知。(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掩饰他的愚民哲学，实即阴袭中世纪“明君贤相”都极感兴趣的《老子》治民术，即俗谓“君人南面之术”。他将问题转向王霸之辨，声称王道与霸术，在客观上没有区别：“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
这逻辑虽奇特，却同样不新鲜，即人所共知的政客逻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康有为也称它是“权术”，但声称作为君相，无不要用权术，“天下为治”，莫之能外，关键在于治国能否心存王道。倘若心如《中庸》所说“肫肫其仁”，则愚民就是“利民”，“若驱群羊”就是保障其生存权，得以食草长膘，“导之以富强”。因而他声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是圣人为治常有的“苦心”：“其操纵启闭，当世不能知，后世亦或不能知，唯达识之君子知之。”
不消说，他康有为不仅是不世出的达识君子，而且其心之仁，足以上通尧、禹：“吾唯哀生民之多艰，故破常操、坏方隅，孜孜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尧、禹之心，不过是也。”——据我考察，梁启超说康有为论学论政，“皆发于不忍人之心”，“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在文献上便首见于《阖辟篇》。因此，这一篇不仅是了解《康子内外篇》十五说的关键，也是了解康有为的哲学及其变异的入门。
既然康有为把“心”当作衡量一切的尺度，那末他欣赏陆九渊、王守仁，便是逻辑必至的归宿。“陆子静不怕天，不怕地”；“南宋大儒林立，而朱子所隐若敌国者，唯陆子，得无以其坚卓能立耶！”“近代大宗师，莫若朱、王。然朱学穷物理，而问学太多，流为记诵；王学指本心，而节行易耸，流于独狂。”这是1889年沈曾植写信批评康有为“气质之偏”以后，康有为的回应。
康有为这时认定，岂但朱熹“气质亦复褊隘刚果”，连孔子也没有达到中行，所以要在朱陆或朱王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宁可效法陆王。但他追求的不是德行，而是用世，“而有迟不及待之势”，“而有时不我与之伤”，因此他声称要以张居正的话作为自己的誓愿：“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
在康有为看来，既然学问等于权术，既然明权术尤要“学在师心”，那他的“专精问学”已达到如此程度，怎么不是“学大定”？只是他自称“说天人之故”的《内外篇》，著成的时间不可能在1887年前。如果以此书作为他已止于至善的界标，则他“不复有进”的下限，应当定在三十岁。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对他的介绍又没错。
1995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