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輶轩语》，书名直白就是“天子使者的告诫”。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
有趣的还是上篇。对诸生说行，自然是指与士绅身份相称的行为守则，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气节、见识、习尚等等。这一篇罗列的守则共十七条，但都在所谓圣谕、学规之外。据张之洞说，那些教条都已刻在碑上，写在书上，用不着再解说，“兹择其切于今日世风、本省士习者言之”。
说些什么呢？通观十七条，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位“天使”，最爱说“不”。后十条守则都以“戒”字开头，从“戒早开笔为文”，到“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讲学误入迷途”，直到“戒洋烟”，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但前七条守则，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着的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例如第一条“德行谨厚”，解说如次：“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www.xing528.com)
例如第二条“人品高峻”，解说如次：“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往来（原注：蜀人谓匪类为帽顶）；——即为有品。”
两条解说不到一百八十字，却有十九个“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标准那样低微，甚至说没有欺诈劫略行径，便算“德行谨厚”，没有钻营舞弊劣迹，就是“人品高峻”。很难想象，这竟是对所谓四民之楷模、帝国之俊彦，所提出的行为尺度。两百年前，顾炎武曾提议“废天下之生员”，以为科举取士实为政府腐败的根由。黄宗羲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说这种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们都是备受张之洞推崇的人物。看来他推崇顾、黄的理由，不尽因为他们是经史之学的大家，还由于他们对人才教育方面的见识。《輶轩语》关于诸生操行的要求，通篇都是“不”字“戒”字，连“宜”字即应该如何也罕见。这是否表示张之洞已觉得八股取士的情形，远比明代更糟，作为选拔人材的制度，非废除不可呢？至少在这时还没有见诸他的言论。但他到处兴办书院学堂的活动，则可说明他的确在寻求某种替代“举业”的方式。三十年后，即1905年，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就在张之洞主持下废除。效应固然出乎张之洞的逆料，教育制度的这一重要改革，没有挽救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国，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官与绅的分裂，使所谓皇帝很快成为紫禁城的囚徒，颇似作法自毙。但教育改革到底将读书人从八股教条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促使大群旧式士人转变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这又是中国社会涤荡中世纪污秽的必要条件。因而，在这一点上，对张之洞作诛心之论，未必公允。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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