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属于学者型的政治家。他不满意清代汉学，以为研究经史而专注名物训诂，是舍本逐末，但他观察域外情形，事无巨细都好刨根寻底，颇有汉学家的精神。他的《使西纪程》的记载之精审，曾让实地验证后的曾纪泽为之叹服。但他更不满意清代理学，以为尊崇程朱而不实践“圣贤修己治人之大法”，危害世道人心更甚。因而他特别推崇王夫之，以为从朱熹以后，唯有王夫之才真能称作理学家，懂得“践履体验”的道学精微。
看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曾对郭嵩焘起过很大影响。他的会心之处，自然不是王夫之那些仇夷狄、贱商贾的议论，而是王夫之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强调治道只存在于时变之中的基本历史观念。王夫之痛诋“孤秦陋宋”的言论，对于正受“清议”攻击的郭嵩焘，印象似也极深，因为他对当时“公论”的回击，恰如《宋论》批判南宋、晚明士风的回声。
“窃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强之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如此见利忘义，主张用夷变夏，已够令卫道君子们愤慨了。更让人切齿的，是此公甫离父母之邦，便接连上疏主张“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还居然列举必须首先戒毒的对象，包括督抚大吏、文武职官、举贡士绅和驻防八旗。这非但是指斥举国官绅都已腐化透顶，而且公然藐视特权者行为不受法律检束的成例。尤可恶的，是他的以下说法：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也，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民生，无一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劫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认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瘳矣！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一二鹗张无识之士大夫，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今且下移于群不逞之顽民，无有能考览史事，体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虽说这段议论，明显带有当年王夫之指责宋明末季士大夫之说的痕迹，并不新鲜，但仍大大刺痛了那班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于是就在“上谕”将郭嵩焘疏批转各省官员讨论之后不久，何金寿弹劾郭嵩焘的奏章便上呈了，罪名是“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所举罪证便是《使西纪程》。
《使西纪程》不过是旅途实录，单凭其中几则称道西洋“政教修明”的简明观感，实不足以定罪。例如，它的记叙，较诸当时正被士大夫重新记起的《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在三十年前所写的《香港岛观海市歌》，竟称这座英国殖民城市为秦汉以来神话中的蓬莱仙境云云，便平实得多。因此，慈禧太后对于何金寿劾章的答复，便只是下诏将《使西纪程》的刻版销毁。(www.xing528.com)
应该说，罪其书而不罪其人，在清代文网史上已属破例。这当然不是由于慈禧太后心地慈善，而是因为郭嵩焘背后站着办外交的实力派的缘故。然而发出的信息是清楚的，“文母”对于弹劾此人是持鼓励态度的。于是，刘锡鸿又该起作用了。他以目击者的身份，向朝廷举报郭嵩焘“三大罪”，外出参观因天寒而“披洋人衣”，出席英宫音乐会“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另附密折，弹劾郭氏另有十罪。郭嵩焘被迫申辩，反受“上谕”申斥。在这种情形下，一贯把办洋务、讲外交视作辱国丧权，并把对外强硬，乃至不惜一战，视作维护“我大清”体统的不二法门的“清流”主角，如不出场，那倒是怪事。果不其然，张佩纶以经筵讲官的身份上疏了。题目便是《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弹劾的依据还是《使西纪程》。疏中暗示慈禧太后，说是“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已不合祖宗成例，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宜之计”的相反效应：“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
慈禧太后显然被吓住了。她临朝称制，擅立光绪，在清代都属史无前例，况且那时她与恭亲王之间的叔嫂斗法正在加剧。因而她一怕非议其言行为不合祖制，二怕民心不稳而再度造反。同、光间以敢言著称的所谓清流派，正是利用她的僭主心态，用支持她擅权固位做代价，博取“极论时事”的说话特权的。既然清流领袖张佩纶都是如此警告，正中她的心病，那么她在清流与洋务两派明争暗斗中间，迅即向不利于洋务派的一边倾斜，当然合乎逻辑。
于是郭嵩焘便活该充当牺牲品了。还在《使西纪程》被禁后，他便缄口不言，甚至对刘锡鸿在驻英使馆内部日益跋扈，视他若无物，也“一切含忍”。他虽然照样作日记，却不再循例报送总理衙门，而且秘不示人，直到死后近百年才公之于世。那态度包含着怨愤，但并没有妨碍他执行公务，在英在法的公众场合都努力维护帝国体面，并在刘锡鸿离英赴德的当晚便着手整顿使馆内部风纪。可是，那样的昏暗朝廷，那样的腐朽体制，区区一名被剥夺说真话权利的驻外公使，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他的前程理当终结。
郭嵩焘无疑是坚定的“洋务”派，坚定到只顾学西方以图富强而不顾可能危及帝国祖宗成法的地步。他的观感未免肤浅，他的见解可能谬误，但和同时同地同任的刘锡鸿的《英轺日记》相比照，他们关于同事同物同制的相异记载，读起来却颇有趣味。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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