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同光新政”看作是清帝国为实现近代化而充满矛盾冲突的施政过程的开始，那么这个开端，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步。明治维新的第一步，就是改穿西装，改用公历，虽说这都来自中国儒家的古老教导，却自始便遭到鄙视东夷更胜于鄙视西夷的清朝官僚士人的嘲笑。唯有李鸿章，在两国开展近代化竞赛的第七年，便曾含蓄地指出，日本已经领先，清帝国唯有变法，才能遏阻东邻“称雄东土，藐视中国”的野心。他的建议，落到清流幕后首领李鸿藻手里，当然如泥牛入海。
凡熟悉晚清政治思想史的，无不知道同光之际主导言论取向的是清流党。这个文官小集团，核心人物是号称“翰林四谏”的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等。他们都出身科甲，位列清要，自命敢言，搏击权贵，每上弹章，耸动朝野。从恭亲王到李鸿章之流洋务大臣，无不畏惧他们的纠弹。他们的历史作用，应当别论，但他们在1885年分崩离析前十余年间，以正途晋身自豪，蔑视办洋务的小人，傲视无文化的西人，却既自不量力又盲目自大，对外一味主张强硬，不惜诉诸战争，则至少是做了慈禧太后在宫廷政争中的鹰犬和替罪羊。所谓旁观者清，正当张佩纶等即将被甲申海战失败弄得面目无光之前，林乐知便从近代化角度批评科举制度无力养成帝国自强必需的人才，至此可说不幸言中。
中法战争的失败，似乎证明李鸿章依据冯桂芬的理论，而在1881年便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方针，确属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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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今形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见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九）。李鸿章给王闿运的这封信，作于清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当1881年1月21日，就是说在清法、清日两次战争之前，我以为这是所谓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奉行的真准则，他想实施的“变法”可行性依据，主要来自冯桂芬。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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