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复杂的或未必复杂的原因，基督教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我们的学术界是研究不足的一个领域。从《基督教与近代文化》论文集附录的1949年后中国内地出版的有关论著索引可以看到，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并非表现为过度忽视，而是表现为过度重视，也就是过度重视问题的批判方面。
批判本来是不错的。在中外历史上，宗教与非宗教，有神论与无神论，以及各教各论内部的不同宗派，相互间的争论与批判，从来没有止息，未来仍将继续。
问题是怎样批判。基督教既是信仰体系，也是文化形态。假如坚持唯物史观，那就只能如马克思“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那样，“能够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而是外部现象”，而在实际方法上，“批判不能限于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观念，而是要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另一个事实”。但我们对于基督教的批判，有很长时间并没有重视马克思的方法，总是把观念当做比照事实的尺度，甚至割裂历史事实替某种非历史观念作注脚。这样的宗教批判，与中外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或者近现代原教旨主义者的压制异己，仅有形式的区别。
作为批判尺度的观念，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自从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鸦片走私是补偿对华贸易巨额逆差的白银替代物以后，中国人民吃够了这种毒品带来的苦头。把基督教比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对于鼓动反帝激情是有力量的，对于批判基督教却未必如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这个命题，首先是针对1843年德国的现状而言的，那时表征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宗教改革，在德国早成历史，而在中国却到戊戌维新前夕，才由康有为用模拟路德的方式提上日程，而且是用定孔教为国教来显示与帝国钦定信仰保持一致的怯懦语言提出的。这已表明马克思批判的现状与中国面对的现状在发展阶段上不一致。(www.xing528.com)
其次，马克思所说的宗教，乃泛指而非专称；移用于中国，则具有“人民的鸦片”的资格的，无疑应包括仍在互争的所谓儒、佛、道三教，以及在民间混杂不清的多神信仰。一如近代教案史所证明，很多反基督教事件，正是出于当地绅民憎恶教民拒绝参与迎神祭祖一类传统迷信活动，犹如吸毒者宁用土膏而拒斥洋烟，能说这是对宗教的批判么？
再说马克思的这一譬喻，前提是承认宗教的历史合理性，同一论文便接着指出：“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显然取自托勒密地心说向哥白尼日心说转变的认识史意义的这另一譬喻，如果移喻近代中国的宗教状况，哪一种或哪几种宗教堪称“幻想的太阳”，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当有不同答案，但决不是基督教，则可断言。
因此，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曾经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政治的军事的力量庇护，曾经成为欧美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的先导，曾经出现传教士左袒教民而干预地方政治的众多事例，也曾经发生传教士和教民滥用特权而激起民众反感的种种冲突，这都是事实，决不能用误会之类说法为之辩护。问题在于不能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更不能把扭曲的观念当作裁量的尺度。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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