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在19世纪的90年代，《万国公报》和广学会的出版物，曾经是晚清学者文士认识世界的媒介，特别是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媒介。
还在1892年，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合作，用广学会的名义，在《万国公报》上刊出征文三十题，最后七题便指示着命意所在：“列国养民之法”，“列国教民之法”，“列国新民之法”，“列国安民之法”，“列国变通之法”，“列国行善之法”，以及“列国盛衰之故”。李提摩太本人，便为了敦促清帝国“变通”，使帝国由衰转盛，而特别热衷于绍介近代西方所谓养民、教民、新民、安民四法。他的绍介，给中国的所谓维新志士，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由康有为的两事，可见一斑。第一，1895年康有为曾向光绪帝连上三书，即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三、四书；这三道奏摺，都顽强地坚持一个论旨，“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内容也都不厌其烦地重复所谓“富国之法”“养民之法”之类改革方案；比较李提摩太的论说，怎么不令人怀疑他是在将李提摩太的意见变得更中国化呢？第二，我曾指出，早在1917年俄国军舰阿芙乐尔号炮打沙皇冬宫前十八年，马克思学说便已介绍入中国了，介绍文字见于1899年的《万国公报》，而介绍者便是李提摩太及其中文助手蔡尔康，他们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译作“安民”新学。我又曾指出，康有为的《大同书》，雏形是把《几何原本》的公理系统推衍到社会的《实理公法全书》，而这很可能又受到刊于《万国公报》的《回头看纪略》一文的影响。这说法可能还不很确切，也许还要添加李提摩太首先绍介的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但这已属于另外的问题。
《万国公报》既然连马克思的学说都有介绍，那么它在介绍近代西方其他学说的时候，还有限制吗？限制是有的。首先是受传教士身份的限制，极少绍介近代西方的无神论哲学。其次是受传教士知识的限制。他们到底不是专业化的人文学者或社会学者，在华时间又很长，因而要求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学界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及时通过译著向中国人作介绍，否则便反证他们都存心充当列强向中国实行精神侵略的工具，这未免是不情之论。
难道李提摩太、林乐知之流，在中国绍介西学、鼓吹改革，没有私心吗？不然。他们是传教士，他们至死都没有放弃使中国基督化的梦想。他们追步利玛窦、汤若望的后尘，实行所谓学术传教，但他们又不像利玛窦那样钦佩中国传统文化，相反视西方基督教为文明的极致，因而鼓吹中国必须改革，那目标便是彻底西化。这个目标，在《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物中，如此醒目，即使在“自改革”论者中间也引起分歧。例如宋恕，便同意中国的出路在于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意见，认定帝国要“自改革”，第一步就应易服色，举国改着西装。谭嗣同非但同意彻底西化，甚至像王韬一样，以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好事，可以加速中国的革新。相对地说，梁启超做了《时务报》的主笔，一方面时时袭用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广学会出版物的若干见解，另一方面又愈来愈倾向民族主义，从撰文抨击洋行实行买办制开始，直到通过批评蔡尔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中国要富强必然寻求外国庇护的主张，实际上批评林乐知热衷的西式教育，因而不久便在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影响下，开始与《万国公报》分道扬镳。(www.xing528.com)
这里不拟讨论广学会的主持者，特别是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介入变法维新的实践过程。从甲午到戊戌，日趋高涨的维新运动，如同任何改革实践一样，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利益冲突。一般地说，那时中国的改革论者，在整体上是代表着某种未来利益，而在华西人便同时面对保护既得利益与争取未来利益的问题。同样是争取未来利益，中国的改革者与在华西人的改革同情者，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取向一致，二者出现了矛盾乃至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时期的所谓维新派，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反对顽强守护既得利益的特权架构。除此之外，便不成派，不仅对未来权力体系各有各的追求，即在如何外御列强或者说怎样爱国救国的取向方面，也是同床异梦。在当时被视作导引维新运动走向的《时务报》，创办不久便陷入内部纷争，由瘫痪而自杀，便是绝非唯一的例证。
因此，当《时务报》盛行的两年里，《万国公报》在清帝国“自改革”思潮中的向导作用，几近丧失。谁知1898年夏天康有为及其同志，面对变法受阻而一筹莫展，居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打算通过宫廷政变以维护徒有虚名的变法趋势。这一冒失行为，既提供了慈禧太后发动八月政变的借口，也毁掉了维新运动三年以来的全部成果，包括风行一时的《时务报》。受治外法权保障的《万国公报》，由于清廷扼杀维新舆论，意外地恢复了言论自由的窗口地位，在戊戌八月政变后，销量再度上升。紧接着，满洲权贵因痛恨世袭特权险些沦丧，而煽起最终自己无法控制的北方义和团排外运动，结果招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又引出流亡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约。应该说，在这时期，《万国公报》的报导和评论，并不赞成瓜分中国，相反却抨击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计划，在强权即公理的氛围中间，示人以讲点公理的形象。因而，它又重获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便是不奇怪的。广学会也引以为傲，把辛丑后清政府被迫实行“官制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代之新式学制，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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