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们虽然批评科举制度，却不拒绝利用这个制度所养成的士人心态，即惯于通过考试的文字竞争，以崭露头角，博取名利。林乐知、李提摩太都曾发现，仿效科举考试中的策论形式，举行限额评奖的命题征文，对于诱导中国士人接触和同情福音宣传，颇具效力。李提摩太接掌广学会，便与林乐知等拟订了三十道题目，在《万国公报》上举行长期征文。题目的范围很广，既有洋务士绅好谈的西艺西学之“益”，也有中国士人陌生的西政西教之“法”。显然，这些题目，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企图向中国的知识阶层灌输近代化学说的一份清单。因此，李提摩太等没有限于等待中国士人的自发来稿，更主动约稿，分题敦请“博学之士著为论说”，而后者也不限于华人学者。例如由林乐知本人署名而用征文名义发表的文章，便有四十多篇。然而他们最希望得到的，还是来自中国知识阶层的回应。
一个例证，便是1894年李提摩太从在沪的英国房地产商人汉璧理（Thomas Hanbury）手里募出一笔专款，用来举办了一次特别征文，指定属顺天府和赣、浙、闽、粤四省的儒士应征。凡命题五道，需全做方能参与评奖。为此在林乐知主办的中西书院内，特设评判会，由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组成。
应该说，用征文、赠书等方式吸引作者和读者，曾获得相当成功。据王树槐统计，曾在《万国公报》上著论主张变法的，共一百五十余人，有的投文达百余篇。适值甲午海战那年的特别征文，由于康有为曾经应征并中六等奖，而格外引起后世研究者注目。(www.xing528.com)
其实康有为在1894年还只是个举人。他的出名，原因是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无论思路是否来自廖平，在这年被言官指控为非圣无法，而“奉旨毁板”，则是真的。他在追求得君行道的同时，甚至乐意参加测验另一种“新学”的作文竞赛，可见广学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他于1895年接连向清帝上书吁求变法，由内容到术语，都好似李提摩太所谓列国治民诸法的重述，而他与梁启超策动“公车上书”之后，同陈炽合办的宣传改革的刊物，那名称起初也命作《万国公报》，应该说都透露了他和他的盟友的新知的主要来源。当然，从这时起，李提摩太便活跃于他们中间，也就毫不奇怪。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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