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和也里可温教，在中世纪中国文化变异过程中留下怎样的痕迹，至今仍不清楚。
留下较明显印记的是在晚明三度入华的基督教。这回打头阵的是耶稣会，一个由在法的西班牙留学生小团体为核心的罗马公教修会，以在欧洲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改革出名，其军事化的组织方式，使它号称“耶稣的连队”，其初始目标之一，便是要在欧洲以外寻求建立“真教”的净土。它的创建者之一沙勿略（Francis Xavier），便奉派踏上前往东方的不归路，终于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偷渡到广州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却随即病死，因此博得基督教“圣者”的令誉。但这回基督教真正入华，还要等待三十年，因为沙勿略的遗愿继承者利玛窦（Matteo Ricci），这年刚在意大利出生。
不过利玛窦也不是在沙勿略死后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在他之前已有耶稣会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作过在中国开教的尝试，却都没有成功，一个原因便是倭寇的长期侵掠，使明帝国上下对于一切海外来客都心怀疑虑，况且先前耶稣会士已在倭寇策源地日本登陆。
明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抵达广州，开始由边缘向中心的传教行程。当十七年后他以“远臣”身份向大明天子贡献方物时，已是一名中国通，很快活跃在北京政界学界，成为来华耶稣会士的当然领袖，十年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去世。他的活动和行状，他的心态和识见，他的策略和效应，四百年来不断受到中外论著的探讨、追究和质疑。这里用不着缕述他为“基督教征服中国”开路的种种故事，有几点当属史实：一是在他以后基督教在中国虽屡受政治打击却没有再度中断传播；二是据说他主张“向什么样的人传教就尽量做那样的人”，因而在传教过程中开创了更多“寻找本土文化和基督教一致”的新取向；三是他采取了“易佛补儒”的新策略，化解了大批文化精英对外来基督教的疑虑并将文化冲突的战火引向与道学家联手操纵官方意识形态的禅净二宗佛教；四是他的确把绍介欧西科学工艺成果当作吸引朝野士绅改宗基督教的手段，也因此使中西文化交往在双方都引发重视并互相受惠；五是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在华在欧在教内外都遭到批评并引发争论。(https://www.xing528.com)
以上除第一第五两点似无疑义外，其他三点是否如我相信的当属事实，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论著里，便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比如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同道，真的相信儒家经义与基督教义相通吗？他们绍介同时代欧洲天文历算等科学，真的有意隐匿更先进的日心说一类体系吗？他们把科学当作传教的手段，真的被“宗其学而不奉其教”的中国士绅反其道而行，阳奉其教而阴尽其学吗？诸如此类问题，至今存在争议，本来是正常的，但争论总是在旧范畴旧歧见的类似水准上反复出现，是否表明我们的研究，其实仍在原地长期徘徊呢？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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