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把文艺复兴等同于整理国故，那自然是荒谬的。但不仅胡适的同道都多半不赞成他的整理国故主张，即如胡适本人也没有囿于这个主张。
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确定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欧洲文艺复兴对于现代社会的另一大贡献。关于这一点，不妨再引恩格斯的话：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1]。
别的不说，单看《新青年》《新潮》两个编辑部的主要人物，在“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和所实践的，不正是与此类似吗？他们呼号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他们无视一切权威，只要在他们看来是阻碍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的力量，无论死人活人，军阀官僚，都敢批评、反对、抗争。他们不仅与“桐城谬种”“选学余妖”斗争，而且与“孔家店”和传统礼教斗争。他们不仅用文字抨击腐烂下去的黑暗社会，而且用行动抗击横暴凶残的专制政府。从个人来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乃至小字辈的傅斯年等人，也许都有种种弱点，算不上完人。但他们还没有分途的时候，却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更大的震动。
因此，当五四运动已成历史，而那班新青年们已经变成历史研究对象，那以后不论人们对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学识和性格如何批评乃至否定，但他们作为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先驱者，则已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组成部分。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已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幻想。五四运动的风暴止息以后，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内战、混乱和贫困之中。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出现过局部安定，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旋即将中国推入火海。40年代伴随着内战硝烟渐息而结束，中国人民听到庄严的宣告，伟大的革命已经复兴了并且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文化。人们满怀着希望，期待着新时代的“文艺复兴”迅速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之际，人民的期待反而带来了更加沉重的失落感。人民终于忍不住了，怒吼起来了，终于迫使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也终于走上了步履维艰的改革之路。改革需要时间，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如今面临五四运动七十年祭，人们不由得又想起七十年前的那个虔诚的希望：它真是只能带来失落感的巨大幻想吗？(www.xing528.com)
1989年
【注释】
[1]见《自然辩证法·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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