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国学”，首先需要界定何谓“国学”？时贤对此议论纷纭。在我看来，近年所有的大小文章，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名”问题，那就是本世纪以来议论不绝如缕的“国学”，在概念史上是否属于“国货”？
难道“国学”一词不是古已有之吗？确实，假若单看词头，则它古老得很。相传是孔门的徒子徒孙们的论文选《礼记》，便曾说“国有学”。于是，自汉至清，“国学”便挂在士人嘴边达两千年。可惜，直到上世纪末，所谓国学，就约定俗成的概念而言，仍然专指国立学府，如大学、国子监之类，犹如今称国立大学。谁都知道，当今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国立大学，那不是中国传统的土特产。
据我的考察，时贤所谓国学，定义虽复杂，却都不外指本国的传统学术。拙著《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都曾申述拙见，即通观中国历史，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在拙说没有被驳倒以前，我当然要坚持己见。在我看来，“国学”也在例内。
在近代中国，谁是“国学”新义的始作俑者？至今仍难断定。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国学”一词晚于“国粹”，而“国粹”则是由日本输入的外来语。赋予“国学”一词以非传统的涵义，开始流行于本世纪初，鼓吹者是在上海的一批青年学人。
略知近代文化史者，无不注意清末民初在上海刊行的《国粹学报》。由1905年至1912年曾风行国内知识界的这份革命性杂志，创刊号载有它的主办者发布的《国学保存会简章》，简章主旨是八个字：“研究国学，保存国粹”。
其会其刊的主持人，是两位广东人，邓实与黄节。但会员及作者多半籍属江浙。这群南国青年，接受的传统教育很不相同，却都共同拥戴章太炎为学术领袖。章太炎于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留日学生领袖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不但直接鼓吹革清朝的命，还指斥乘舆，说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按清律，骂皇帝为大不敬，罪当处以极刑。但章、邹人在租界，慈禧太后的政府只好乞求洋人的法庭相助，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上海的西牢。章太炎坐牢之初，便写了《癸卯狱中自纪》，说是“上天以国粹付余”，如果死了，“国粹”岂非中绝？邓实他们于1904年便策划组织“国粹学社”，显然以章太炎的遗嘱执行人自居。因而次年正式提倡保存“国学”，那涵义绝非以传统学术的继承人自命。
事实表明，本世纪初近代中国的首次“国学热”，取向正是否定中世纪传统。例证便是《国粹学报》主编邓实相继发表的《国学今论》《国学真论》。篇名曰今，曰真，无疑是斥古之国学为假。(www.xing528.com)
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致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爱国”，以功令利禄之学即为“国学”。
结论呢？很清楚，中国自秦始皇以后就无所谓国学，“遥遥二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
辛亥革命发生，《国粹学报》随之停刊。或许因为主持者以为，“民国”既立，“君学”便寿终正寝了，可以专心研究“古学”了。岂知不然，“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于是关于“国学”的讨论，在蒋介石终于实现没有君主的君主独裁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复起高潮。参与讨论者，不仅有“五四”后的新名流如胡适之类，还有辛亥前的旧耆老如梁启超、章太炎之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当时的《国故学讨论集》。
原初形态不等于正确形态。当年关于“国学”的讨论，没有一个问题不仍在历史学家中间继续争论。但本世纪前半期的“国学”争论史却表明，如今议论纷纭的“国学”，从概念的界定到前景的估计，却没有任何一点是前辈学者不曾提出过的。即如秦以后两千多年的统治学说，究竟是“国学”还是“君学”？看来也非先正名不可。要不然，如今所谓国学，怎能避免假冒伪劣产品乃至以日货充国货之名？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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