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899年，中国人听说西方有个马克思，发明了一种“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学说。那是在美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上，由一个英国人李提摩太和一个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一篇文章里透露的。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吧，所以过了三年，才由做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再度提及，译名也变成麦喀士。这几个人显然都不欣赏马克思的新学，梁启超便说马克思只关心“现在”而不关心“未来”。
不过，那时的梁启超，仍然不失为一位“中国之新民”。他热心地宣传必须用进化论重新研究历史，于本世纪头一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激烈地指责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都是帝王的家谱，等于从来没有历史；次年又发表《新史学》，大呼“史界革命”，要把君主政治史革成“国民发达史”。他主张，历史应该考察全部人类社会的前进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从中寻找支配人类进化的共同法则。我们知道，列宁曾经指出唯物史观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其一便指它消除了过去的历史理论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的缺点。梁启超尽管本能地不赞成马克思，但既然还坚持用进化论看历史，既然还站在时代的前进运动中间，便不由得不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向唯物史观接近。这似乎是矛盾的，却是事实。在近代思想史上陷入这种可笑矛盾的，梁启超可算第一人，但决非最后一人。
也就在本世纪初，中国的翻译事业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派遣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像严复那样“学贯中西”的人物，也就不再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几百年来靠略通中文的外国人或能说外语的中国人口述，而由不通外文的中国学者笔述的翻译，便被《天演论》式的翻译所代替。由于留日学生最多，因而由日文转译的西方著作自然也最多。转译可能失去原著神韵，却总比口授笔受式的译述更能存真，况且译者获得了选择权。这一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有力的例证便是有马克思学说介绍的译著，从1902年到1903年同时出版了几部。
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两部：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以及署名“中国达识译社”，实为主办《浙江潮》的那班革命青年所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二书作者都是日本人，即福井准造和幸德秋水，后者是日本著名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较早人物之一。
在前一书里，我们不仅发现有马克思生平和《资本论》概要的介绍，似较四年后朱执信《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有更详密的介绍，而且发现有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的综述，译文达一千一百余字。
在后一书里，我们首次见到唯物史观的中文陈述，照录如次：“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曰：‘有史以来，不同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不难看出，这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里陈述的大意，虽然幸德秋水的日译也许没有这样笨拙。(www.xing528.com)
倘说译介突然增多，不足以表明那时中国激进青年对马克思学说的亲切感，那就不妨再举中国人自撰的两篇论文为例，即1903年先后发表的《唯物论二巨子学说》和《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前文说的“二巨子”，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主题则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后文则比较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异同。二文作者都是马君武。
马君武在近代首先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名声，淹没了他很早便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主派行列的历史，因而很少有人注意他曾经认为马克思学说比进化论高明。《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据附录可知参考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还参考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约都是据日本人的介绍，因为他误把恩格斯的书说成马克思所著。然而诸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即使只读过它的提要，也可能比较了解马克思学说的概貌。
今天看来，马君武对马克思学说，岂止不够了解，还有很大误解。例如把马克思的思想，比作乌托邦，例如指责社会主义者否定资本主义的“争利”，只能延缓社会进化。诸如此类，都表现出他的偏见。但历史地看，近八十年前的这位年轻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确抱着好意予以介绍和评论。从他那里，中国人才得知马克思主张“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才得知本国工农差别不明显，其实是社会发展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表现；才得知社会主义的理想远比资本主义的现实高尚；“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知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因此，他曾断言，假如社会主义实现了，那末达尔文所谓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斗争学说，便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你看，在这里，尝试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初步意向，难道表现得还不明显吗？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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